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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6日

何建宗 文化論政

博物館定義的雞蛋與雞

在疫情肆虐與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下,不少新聞事件都避不開給個案數字與外交辭令淹沒於訊息海洋的命運,例如最近在香港,西九文化區ACE(藝術、商業、展覽)項目(當中包括故宮博物院展覽中心)遭到管理局暫停招標的消息,又例如在國際上,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弄出了一場有關博物館定義的爭議。

近半世紀以來,國際博物館協會一直扮演着象徵意義上協調與指引各地博物館的領導角色,而它所提出的「博物館定義」更是一眾博物館、博物館研究者,以至聯合國的共同參考點。自國際博物館協會於1974更新了博物館定義後(之後經歷了兩次小修訂)沿用至今,其定義如下:

「博物館為一非營利、常設性機構,為了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開放給大眾,而從事蒐集、維護、研究、溝通與展示人類的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以及其環境的場所。」

然而,在2016年的米蘭大會後,國際博物館協會因應不同成員的要求,着手重寫博物館定義的工作。這次重寫並非小修訂,而是大刀闊斧的改寫,協會公開徵求新定義,得到了200多個建議書,並在2019年7月提出了所謂「99字新定義」(以原版英文字數計算)的提案,讓各成員討論。此新定義如下:

大刀闊斧修訂惹爭議

「博物館為民主化的、包容性的、百花齊放的空間,讓過去與未來得以有批判性的對話。博物館正視當下的爭論與挑戰,為社會保存人類的造物與標本,為未來維護多樣的記憶,保證所有人共同接觸人類遺產的權利。博物館是非營利的。博物館是參與式與透明的,並與活躍夥伴共同努力,為不同群體而從事蒐集、維護、研究、詮釋、展覽,且提升對世界的認識,旨在為人類尊嚴、社會公義、全球平等、地球福祉作出貢獻。」(此為筆者所譯,以原文為準。)

當不少人以為這些國際會議不過是走程序的戲碼時,這次博物館定義的更新卻帶來巨大的爭議,多達20多個國家的成員博物館提出擱置投票,當中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俄羅斯等。最後,到了今年3月,來自120個國家的4500多個成員投票暫延博物館新定義議案,並在剛過去的7月份,負責新定義的委員會主席Jette Sandahl宣布請辭。

究竟新博物館定義的爭議何在呢?有份參與新定義草擬並早早請辭的法國博物館學教授François Mairesse便說:「這不是定義,而是充滿時興價值的句子。這不能解釋博物館正在做什麼。」Mairesse的說法概述了反對者主要論點,即新定義加入了太多價值觀,如「民主化的、包容性的、社會公義、全球平等、地球福祉」等等,像極了一篇使命宣言,而非定義。

在此,反對者強調,他們不反對這些價值,只是這些價值觀不應在博物館的定義之內。

因此,新博物館定義的爭議,歸根究柢是搞錯了「定義」與「定位」的語言問題嗎?

驟耳聽來,反對者的論點有理,定義應當中性,並待不同博物館自行填充其價值觀,但再想一想:我們從來沒有先驗的博物館定義,而所謂博物館定義的更新,總是因為當時有人想將若干功能與定位加諸於博物館,例如,在1951年加入了「研究」的角色,又例如在1962年增添了「教育」的功能。換言之,博物館的定位與定義從來都是雞蛋與雞的問題。

當然,有人會懷疑:在博物館危急存亡之秋、大量從業員面臨失業的情況下,我們還要「不務正業」地討論博物館定義嗎?但我們不能忘記,若博物館(及其從業員)自身都搞不清楚博物館的定義與定位,他們又怎樣進一步爭取政府、贊助者、大眾的認同,取得更大的支持呢?

在此,面對博物館定義的爭議,我們或許更應該問:在「去中心化」的時代,我們是否必須要一個「國際博物館協會」訂出一個合乎世界上所有博物館性質與利益,並要所有博物館都接受的定義呢?在不同社會的不同文化發展階段,單一的博物館定義是否可以滿足所有博物館的在地性呢?這次博物館定義爭議再一次提醒我們對「全球單一化」的不安,也是對由上而下的文化塑造之深刻警告。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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