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8日
本港「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等42個團體日前發表聯合聲明,呼籲「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的確,在經歷了「修例風波」,特別是香港國安法落地後,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今天的香港確實處在變革的轉折點。
這個「轉折點」的出現,是最近幾年來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對抗、相互作用後形成的,無論什麼人已無法阻止這種轉變。
那麼,今天的香港究竟需要哪些變革?不妨從三個維度來分析。
政府之變:緊貼民意依法施政
如果時間倒回到2019年年初,在特區政府問責官員中,大致不會有人想到,「修例」會引發如此劇烈的社會震盪。
現在,當我們冷靜回顧過去一年多發生的一切,就會發現「修例」只是一個導火索,社會矛盾的爆發並非偶然,隱患其實早就埋下。而這個隱患之一,就是多年來,特區政府傾聽民意不夠。
修訂逃犯移交條例的最初版本,顯然存在許多漏洞。這從後來不斷修改形成的「八不移交」可以看出,「八不移交」的每一條都很重要,為什麼當初就沒有人想到呢?這說明政府聽取民意的渠道非常狹窄,沒有把准民意脈搏。
除了對民意聽取不夠,對「泛民」的意見聽取也顯得不夠。
在「修例」之前,依託建制派議員的強力支持,立法會通過了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這給政府一個錯覺,似乎只依靠建制派,一切都可搞定。那些整天盤算着自己利益的「泛民」,一旦有被冷落的感覺,就馬上會形成逆反心理,呈現出來的是「為反對而反對」現象。
這些教訓都是今後應該汲取的。政府之變的關鍵,是要想辦法能及時、準確、全面地把握民意,特別是關注那些不贊成,甚至是反對的聲音。一件事能不能辦成,最重要的不是擁護者的意見,恰恰是反對者的意見。緊貼民意依法施政,才能避免陷於被動,避免陷於朝令夕改,避免陷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市民之變:勿被反中亂港勢力利用
再回顧一下「修例風波」的過程就會發現,有一部分市民是十分天真的,極容易被利用。
起初,有人故意將「修例」解讀為「送中」,又肆意抹黑內地司法,將內地形容得「暗無天日」。散布「人人皆可送中」、「滿街都是逃犯」的謠言,甚至稱,市民只要罵幾句共產黨,就可能被抓起來移送內地。這種極端化的「文宣」,竟然令不少市民相信。這說明,有相當大比例的市民對內地缺乏了解。如果內地如此不堪,如何解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如何解釋幾十萬港澳台商人能夠在內地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市民的第一次覺悟,出現在「付國豪事件」時,人們看到暴徒在香港機場非法拘禁、毆打《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才認識到所謂「反修例」沒那麼簡單,其本質是「反中」。第二次覺悟,出現在去年10月至12月,這期間發生了當街「火燒活人」、「刺殺何君堯」、「掟磚打死清潔工老伯」,以及暴徒武力佔據中大、理大校園等事件。愈來愈多的人發現,這場以反對「修例」開始的動亂,已經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秩序的暴亂,許多市民隨即站在了政府一邊,堅決向暴力說「不」!
但令人痛心的是,在警方拘捕的涉嫌違法犯罪9000多位人士中,有高達四成是學生,最小年齡11歲。這麼多學生充當「炮灰」,前途盡毀,這是「修例風波」留下的一個慘痛教訓。
香港要變革,普羅大眾須學會觀察與思考,不被表面現象所蒙蔽;要從內心深處認同「一國兩制」,不要認為「港獨」可反可不反。總之,再也不能被反中亂港勢力所利用。
「泛民」之變:做忠誠的反對派
傳統「泛民」在過去幾年裏很矛盾,也很難受。一方面,他們在立法會「拉布」、「流會」不斷,令許多涉及重大民生的議案擱淺,得罪了大多數市民,成為眾矢之的;另一方面,攬炒派卻覺得他們仍然不夠「勇武」,為了穩住攬炒派,他們堅持與暴力「不割席」。正是在隨波逐流之中,傳統「泛民」漸漸迷失了自我。
回顧「修例風波」,這次與以往的「反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教」均有不同,那兩次是見好就收。而這一次政府停止「修例」後,暴力活動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物極必反。在「無例可反」的情況下,反中亂港勢力不斷地藉口搞事,其「五項訴求,缺一不可」,其中有違《基本法》,有違「司法獨立」,根本站不住腳。後來又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徹底暴露了其顛覆政權的圖謀。如此肆無忌憚,逼着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
如今,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如同一柄「達斯克摩之劍」懸在頭頂。
在香港,不僅勾結外國勢力分裂國家的行為將受到法律追究,類似於隨意癱瘓立法會運作的行為,涉嫌妨礙香港特區政治機關正常運作,也將受到法律追究。
這預示着,「泛民」在立法會搞「政治攬炒」的路子徹底斷了!
「泛民」唯一的出路是做忠誠的反對派。要監督政府依法施政,但不能以政治訴求要挾政府;要代表市民審議議案,但不能把不相關的議題帶進立法會;要當「啄木鳥」,但不能當「攔路虎」。這些年來,「泛民」落下了「只會破壞,不會建設」的名聲,現在,是變革的時候了!
香港要有美好未來,需要改變的當然不止這些。但全港社會各界如何「再定位」、「再出發」,建設力量的聲明提出了「放下歧見、守護家園」的呼籲,從改變自己做起,推動社會變革,這至關重要!
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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