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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改革!(三)

常常聽到身邊老中青三代的朋友口中掛着一句,「香港教育真係好失敗」。

退休人士表示,香港現時教育制度缺乏了他們「想當年」的「精益求精」或「去蕪存菁」,而有不少作為前或現任僱主的他們皆指出,香港現時大學制度遠遠比他們當年來的「容易入讀」並「容易畢業」,大學的畢業生,競爭力及各方面綜合能力(詳見上周關於青年政策改革的專欄)皆是「一蟹不如一蟹」。

至於正值壯年的朋友則表示,過去香港多年來的糾紛,皆是與香港政治制度「洗腦」有關。建制人士高調聲稱,「黃師」透過設計偏頗課程內容,對學生進行「反中亂港」洗腦。而非建制派則認為,課程由上而下的設計、中小學領導層日漸強調政治忠誠度、校園出現疑似自我審查等現象,實為失敗的表徵,反映出的是背棄初衷的制度。

最後,有不少年輕人對香港高壓的考試及看似與時代脫節的教育制度深感不滿。功課、小測、大測、學期試……這些再產生出貼題、考試攻略、模範答案、雞精班等現象。雖然港青在補習所花的時間及金錢(可見青協近年幾份報告調查)並非處於亞太區排名首位——但這個「排名」又有何光彩之處?當制度設計趨使往往已經是供樓與工作壓力龐大的夾心或基層家庭,為了彌補先天性家庭的不足而捉襟見肘,試問這種風氣又是健康的嗎?

固然,這些思維少不免某程度上的主觀性。每一個時代對畢業生及年輕人的要求,皆有不同。一個知識型經濟及後機械化的高端社會對技能的需求,自然與當年的工業化及服務業行業仍未崛起的社會有大相逕庭之效。歷史、政治教的內容是「洗腦」還是「平衡」、是「偏頗」還是「公義」,這些問題實際上並非是說一就一、說二是二。與此同時,怪責教育制度失敗可以是一種回應方式,但家長是否也應為自己子女德育及全人教育負上一定責任?這些皆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今期想探討一下教育改革。事先聲明:筆者並非教育專才,但希望能以自己在英在港教育系統裏輔導學生的經驗為引子,引起大家討論。

一、電子化趨勢:與時代接軌

新冠肺炎帶來為數不多的意外良性副作用當中,有一乃是令不少乏善可陳教育制度真正地「見真章」。在停課的限制下,絕大多數中小學唯有轉投網上教學,卻發現有種種結構性問題,「問題未解決」。貧窮學生缺乏電腦及WiFi上網、老師(尤其是上一輩的傳統教育界人士)對電子化細節缺乏掌握、有不少校內統籌及管理層與「前線」脫節,常常為了滿足表面上的數據目標,而對下層做出極為苛刻的要求,導致學生老師工作量不跌反升、效率卻大大降低。真正的學習並不是視乎學生做了多少學習、考了幾多場試。

當是題外話說句——在英國,因應着公開試被取消,有不少學校(包括港人崇尚的寄宿學校和所謂「名校」)皆以「學以致用」的形式,鼓勵學生就着這近代罕見的疫情進行獨立探索及跨科目性的反思(introspection),因為他們深諳學生在面對身邊家人及朋輩有可能受感染的殘酷現實時,作業評分根本不應該是其首要目的。美國有大學取消了SAT及ACT要求,望能更彈性及全面性地處理是次疫情對社會的衝擊。

當然,讀者可能會認為,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的。但外國在教育電子化方面,確實比香港做得好。有位長期研究教育政策的好友,早前於某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有關香港與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對比。當中,他點出新加坡未雨綢繆,早已發展了一套完善而由教育局中央管轄的「學習管理系統」,以「資訊科技連結總計劃」(ICT Connection Masterplan)的形式,將預先錄影好的教授資源、老師即時live互動、先存已被電子化的課本評核等項目連貫起來,由政府連電子科技配套發放至所有學校裏,從而減免貧窮或科技滯後的學校因疫情而大幅落後於同僚之後。

長遠而言,將教育電子化有多重優勢。第一,「學在肺炎蔓延時」,這能夠減免直接社交所引起的可能衞生風險及安排上的不便。第二,能夠提升教育效率,透過高速及幾近即時性的人工智能傳遞重要資訊於學生,或透過新設計的評核軟件進行測試評核,從而減免教師工作量。第三,教育全面網上化,能有助學生早點適應外國大學及職場上電子化的趨勢,以免將來與時代脫節(曾經有一位朋友表示,到大學才知道什麼是moodle)。電子化是任何先進教育體制皆必須經歷的進程,而電子化後的學校,更能騰出師資進行不可被電腦所取代的教學(例如面對面交談、對話等)。

二、考評改革:同一個科目 不同的考法

筆者中學時修讀了IGCSE及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但在「業餘」時間裏也有自行對DSE及舊有A-levels課程及試卷做出研究(當中後者於九十年代末及千禧年代初的數學卷,為我帶來了不少的歡樂)。有人表示,IB及IGCSE遠遠比本地考試來的為「高層次」,我卻有點不以為然。

兩種測試制度,測試的技能皆有不同。國際課程講究的更多是「自我」——自我表述能力、自我發表所謂「精闢」的意見、自我組織。IB和IGCSE都有模範答案(後者其實與DSE基礎性的邏輯差別不大),但模範答案要求的並非特定的內容(理論上我們稱之為first-order answers),而是特定的「技能展示」(second-order requirements)。

相反,DSE並不只要求考生「背熟」答案,還是要掌握答題技能。若筆者當年考的是DSE而非IB的話,相信成績必然會差一大截。沒有誰比誰更高尚或「高等級」。

國際學校也許喜愛將自己標榜為「高人一等」、學生家長也會就着這一點「自我感覺良好地」跟別的家長炫耀。須知道,法國中學文憑考哲學,並不代表香港通識課應該立刻跟風,人云亦云。

可是筆者確實由衷地認為,IB在某程度上產生的學生,比DSE制度下普遍的學生,未必更加快樂,但確實更為「獨立」,更為勇於在風高浪急處抒發己見,也許更能融入外國大學的教學及學習生態。當然,這些並不是絕對良品(absolute goods)——如果讀者覺得這些目標並不是在職場上或個人發展上那麼重要的話,所提倡的改革也自然是多餘。

透過獨有的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註:知識論並非通識教育,卻是要求考生透過將批判性思考應用於廣泛而充斥日常生活裏的「知識難題」,反思知識的本質)及由考生主導的延伸論文(Extended Essay)設計,國際文憑讓考生能夠對被灌輸的概念或資訊產生良性的質疑(scepticism),也讓他們感到「自己教育、自己搞」。

具體而言,減少總結性測試(summative assessment)對於最終成績的比重、將校本評核(formative assessment)的自主權下放在老師及校內系主任手中、減少學生必須修讀的科目數量,以及將通識教育改成傳授思考技能為主、測試為次的課程(這一點留待日後再深究),這些皆是政府及學校必須考慮的改革。

三、技術入教:由知識主導轉化為技能主導

香港現時教育制度強調的,往往是「what」、「when」、「where」等較為直接層面上的知識。對於「how」、「why」等較深入的問題,則是以「知識主導」的思考模式,透過樣板「公式答案」做出撰述,讓考生能夠在考試中「得心應手」。這種思考模式,無疑栽培出不少能夠準確紀錄或將知識反覆呈視於大眾的學生。

但須知道,中學教育的最終本質未必是知識傳授。老實說,投身職場的年輕人,又有多少人要知道「茴」有多少種寫法?

所以教育有必要由知識主導轉化為技能主導。無論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有年輕候選人提出的強制編程(programming)課程、到設立正式的中英辯論課程、或是待人接物的「非認知能力」課程(non-cognitive skills)(英國也有一門PSHE,乃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甚至是為了讓學生能夠有一技之長傍身而引入校內的「校外活動」,這些技能課程皆能讓學生更全面地發展自身潛能。多年來教授英語辯論的經驗,讓筆者看到辯論能夠對學生溝通能力、思考敏銳度,以至與群體同僚合作的能力所做出的改善,並不是一時三刻的校內「口頭評核」(oral assessment)便能涵蓋的。

可是不要忘記,時間是有限的。任何課程編排皆會有當中的取捨。這些技能課程的引入,必須要跟外國大學入學要求接軌,以免學校本末倒置地要求學生同時兼顧這些課程及「官方考試」,徒增加了他們所面對的壓力及老師的工作量。

英國學生修讀A-levels,很少超過四五科,而騰出來的時間讓他們能夠自發地投身如辯論等校外活動。況且,學校給予辯論的資源也不能與香港相提並論。

與此同時,技能入教並不局限於溝通能力等層面,也應包括常常被官員及議員掛在口邊的「國際視野」。所謂的國際視野,當然並不是付一萬元到外國吃喝玩樂便能發掘出來的一回事,而需要長期的言語及文化浸淫。

對國家的認識,不是幾本教科書或樣板答案便能栽培出來,更並非生活在香港、看香港報紙,便能突然對中國國情「茅塞頓開」。同時,國際視野,不是看幾個KOL的文章便能培養出來。教育局在反思如何培養定期閱讀、廣泛閱讀等習慣,也必須了解到,語文能力及能接觸的新聞資源,也會對學生產生根深柢固的影響。

政治中立並不等同政治正確。如果為了一時的意氣之爭,而將香港多年所依賴的國際優勢扼殺,其實才是真正的對不起香港對國家能夠發揮的作用。

香港教育改革,風起了。又有何人會乘風往前?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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