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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7日

黃伯農

自由主義衰落對「一帶一路」的啟示

隨着西方極右白人組織介入反種族主義示威而激發更多衝突騷亂,西方社會內久存的深層次矛盾已被COVID-19激發出來。在自由主義價值觀表徵文化之下,西方社會實情不單存在大量社會不公義,選舉政治制度也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和種族階級財富不均等結構性問題;自由主義制度已衰落。

自由主義掩飾現實主義

筆者過去在英國大學教授「外交政策分析」一科,學生大多數是英國白人中產家庭子弟,其次是歐洲留學生。體會到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2017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上台以來,學生在課堂和習作漸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共識:自由主義價值觀(如捍衞人權和民主)常被西方政治領袖引用作為政策理據和實際掩護,現實主義才是背後真正動機所在。他們普遍傾向將現實主義歸納為三個基本原則:

‧自我主義(egoism):每國家只為自己利益服務,於無序的世界中各國只能以「自助」(self-help)謀求生存;即國家安全。

‧群組主義(groupism):國家之所以建立群組聯盟是因為他們在共同國家安全利益的基礎上承諾和履行互助協議。有需要時共同發動戰爭,才能維持合乎大家安全利益的「世界和平」。

‧權力中心主義(power-centrism):國家行為目的是爭奪更多權力。爭奪權力無可避免此消彼長,國際關係自然是零和博弈,維持「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才可避免大戰爭。

我感覺到新一代西方白人年輕人認為,真誠地信奉自由主義其實已不能保護現實國家利益。但他們卻未能疏解因「道德只為權力服務」而產生的道德危機張力,導致他們對選舉政治制度產生的精英不信任和抗拒,便釀成了今天「各人只為自己服務」(everyone only works for himself)的普遍失序局面。

戰後西方國家建立的「規則為本自由主義世界秩序」(rules-based liberal world order)便受到前所未有的衰落壓力。「一帶一路」應如何走下去才可有效實現和平發展?

探討「帶路」和平發展觀

其實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初衷同是締造永久和平。我們或許可以從每相隔一個半世紀的1648年、1795年和1955年汲取一些共通教訓。

首先,我們須接受國家制度和跨國資本會繼續構成未來世界的政經和文化生活。但由於它倆的核心文化邏輯依傍權力和金錢兩個媒介,我們的生活便自然會被它們主導和扭曲,導致我們無法於權力和利益以外真誠地溝通和連結。這是現存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弊病;我們一方面向外推崇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另一方面則仍容許權力和利益去決定我們的各種政府政策。

現實主義文化邏輯於是構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內部政治現實,也與自由主義文化脫離和衝突。縱使我們在公共國家場域(選舉和議會)仍可高調以自由主義價值觀去辯論和爭取選票,但於現實政治之中,西方人都被迫要順着現實主義邏輯而為,結果是把「人權Vs.戰爭」、「民主Vs.政變」與「自由Vs.監控」這幾組互相矛盾的二元弔詭論同時實踐出來,也構成了今天的自由世界失序危機。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是大家好像忘記了人類真正渴求是永久和平。1648年,歐洲各地方勢力為了達致永久和平,與交戰多年的神聖羅馬帝國簽訂了《威斯化尼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國家政權於是自此壟斷了境內政經文化權力,與羅馬帝國畫下國界,但催生了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是戰爭沒有停止。

1795年,康德出版《永久和平論》,希望透過代議聯邦政制進行改革,將國家政府從過往的現實主義好戰性格改造成自由民主締造和平者。然而,戰爭不單沒有停止,主權國家透過帝國主義將暴力、壓迫和掠奪拓散到全世界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後戰爭問題又進一步深化。

1955年,受到美蘇爭霸所造成的種種大小內外戰爭影響,一群被困擾的新獨立後殖民亞非洲國家元首於印尼萬隆召開亞非會議,討論如何為各自境內締造永久和平和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確立了不結盟運動的獨立國家發展路線。

雖然這三件歷史事件之間相隔一個半世紀,但他們的目的卻似相同──締造永久和平。至今人類已實踐了威斯化尼亞模式主權國家制度差不多4個世紀,但永久和平仍未實現。我想現在也是時候確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固有不足,試驗以另類方案探索永久和平未來。

「共享全球化」進路

加拿大南亞裔國際關係學者T.V. Paul從近20年中國和印度與南亞小國間的關係中,研究全球化時代的中印崛起為小國帶來的發展機遇。

他提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西方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的歷史性基礎大部分來自歐洲和美蘇冷戰經驗。但中國崛起並沒有催生任何提高了的勢力平衡機制,也沒有造成具排他性的國際集團。

中共政權沒有被西方認同為自由民主政體,但北京卻不斷達到跟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一樣的具包容性效果,且正在增加維持世界和平的基數,使中國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增加。T.V. Paul 於是呼籲西方學界需於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以外尋找另類可能。

另一方面,因應「一帶一路」作為一個仍在演變中的全球發展模式,中國南亞裔學者Muhammad Khalil Khan等便提出另類全球化思維。以「共享發展」(shared development)和「共享未來」(shared future)去構思「共享全球化」(shared globalization)命題,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共同創造和分享「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們對「共享發展」和「共享未來」的特點和原則有如附【表】演繹。

我感覺到大家其實是想更踏實地於任何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既定制度以外,尋找一個能締造永久和平環境的簡單全球平等合作契約,讓各國能夠彈性根據各自國情和需要去發展不同形態的相互依存國際關係。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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