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3日
在西方,近20年除了有主張合作的「中國夥伴論」和主張圍堵的「中國威脅論」之外,今次大流行從歐洲傳至紐約爆發和美國政府防疫失治也引發了「美國衰落論」的討論。有英國分析認為雖然美國衰落,但美元全球霸權和美國大學科技冠全球有警惕「過度衰落論」(excessive declinism)的誤區。我雖認同「過度衰落論」是誤區,但不小歐亞美學者、智庫和外交官共識到COVID-19正加速美國衰落。其實國際也要警惕美國「過早衰落」所帶來的安全挑戰。
本文結合我對英國日常政治文化的省察,反省英美衰落的文化因素。建議北京設立結合「生物情報」(biological intelligence)的全面情報系統,預防西方衰落帶來的安全挑戰。
現實主義潛規則
英國民調指出,英國是處理疫情全球第二的差國家,緊隨美國。疫情開始時,有外國使節子弟學生向我提出約翰遜政府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策略缺乏科學根據,遂決定提早離境。有香港家長說原本安排孩子9月到英國升學,但怕孩子染疫而改變計劃。我前房東老太太退休前任職英國國防部,慨嘆政府科層架構(bureaucracy)雖有序,但有時是「一罐蠕蟲」(a can of worms)。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系統工作多年的行政人員跟我分享親身經歷。英國經濟因九十年代和2008年的金融風暴收縮,緊縮政策使政府和企業裁員,現實主義文化靜悄悄地走進科層架構內,成為了社經潛規則。人要保住位置和向上爬,便不能訴諸道德,要巴結逢迎和諉過上司、同事和下屬。有時會「造成爛攤子」(making a mess)至不可收拾被揭發。這就是「一罐蠕蟲」的喻意。
潛規則的核心精神是「每人只為自己服務」(everyone only works for himself)。於遣散裁員浪潮之下,管理層人人自危。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愈來愈多的年輕夫婦需要同時工作才可抵消家庭財政壓力,職場競爭應運而生,助長「以我為先」(egoism)的現實主義日常政治文化。2016年和2017年,於右翼民粹鼓動下,英美選民選擇了以「脫歐」和「美國優先」去解決國內經濟放緩和貧富懸殊問題。右翼民粹冒起卻加劇西方和國家分裂,問題根源雖在經濟,但政治制度未能解決經濟問題才是關鍵。
英美處理大流行手法也反映中西政治制度差異。為避免將西方和中國政制過度簡化,我不用「民主 vs 威權」二元對立論。英美用「代議政制」,中共用「民主集中制」。縱使有輿論監察,於英國脫歐談判和美國大選的壓力之下,早期疫情嚴重性被約翰遜和特朗普忽視,也怕防疫措施會使醫療系統崩潰,並影響經濟和引發民意反彈而沒有果斷行動。約翰遜推「群體免疫」為緩衝,特朗普淡化疫情,後來疫情爆發則暴露英美政府未有準備。
相比,中國政府控制輿論,但另有制度主導決策過程。2014年前在香港工作期間,有北京官員跟我說,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中央辦事機關內,每天要消化數以萬計來自全國省市地方單位的調研報告和形勢評估。
這些分析雖有不同意見,但都為中央提供最好訊息以助決策。這也是中共內「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情報系統」,讓決策者能於輿論以外得到高質訊息。中共有9000多萬黨員,若每位黨員定期如實呈報訊息,將是世上最龐大情報系統。
西方情報系統依賴政府架構內的情報官員,人手有限。因他們是公務員,未必跟每個執政黨合作順暢。有證據顯示近年英美安全和情報部門被政黨政治和右翼民粹影響,使其越政治化和不穩定。
例如去年11月底,美國國防部屬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國家醫藥情報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向上呈報了一份關於武漢疫情威脅的情報,但國防高層卻否認情報存在。4月底,特朗普據報向情報部門施壓將新冠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連繫,圖為「武漢洩毒論」製造證據。
西方政制的另一特點是選舉制度。於三權分立原則之下獲選政黨籌組政府,制定執行政府政策。執政黨雖控制行政和立法機關,仍被反對派、司法機關和輿論監察。然而,政黨只能靠選舉才能執政,選舉便成為政黨費盡心力去贏取的目標。漸漸地,選舉工程成為了政黨賴以生存的工具,選舉政治成了政黨的主要關注。因為選舉政治使政客傾向短視和為個人利益服務,國家發展政策便因政黨輪替而缺乏持續性。
改革衞健委通報
近年西方民粹崛起正配合這趨勢。因為政黨知道贏取選舉至關重要,便以選舉工程為重心去執政施政,政策便為贏取選票服務。民粹政治利用民眾的負面情緒作政治動員去贏取選票。
然而,民粹政治着重以「身份政治」為意識形態工具去為現實主義政治服務,政策便漸脫離物質現實。COVID-19正是一客觀存在病毒大規模地感染人口,造成史無前例公共醫療和政經危機,使民粹政客應接不下。我認為西方防治衰落得須改革政制,杜絕民粹。讓長遠政策能貼切物質現實地得到謀劃、科學驗證、持續落實和適時調整。
為防治未來疫情,北京可考慮改革「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的通報機制。今次武漢疫情上報的速度已比2002年至2003年SARS疫情改善,調查後也已將瞞報官員免職。可見中央問責力度和透明度已提高。因應中國政治制度特殊性,北京應建立生物情報系統,有3點。
一、李文亮事件反映中央可考慮近年改革「中紀委」和「國安委」做法,予地方各級「衞健委」和醫護專業黨員特別權力。只要合乎科學,有必要時可繞過同級監管機制和上級,直報中央。折衷消除科層架構內各級官僚作風所造成的情報阻礙。
二、「新興傳染病」是國家及「一帶一路」安全威脅,北京應將其納入《生物安全法》,依法規管所有人類及禽畜傳染病,透過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去集權協調各地方衞健委的生物情報工作,縮短通報時間。結合其他政法安全部門的情報用作決策之用,規管野生和食用動物貿易,和防治生物恐怖主義。
三、生物情報系統要通世衞,並鼓勵國際跟隨。這是要嚴防未來跨國疫病導致政經動盪。跟中國崛起一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有其規律。中國和平發展與防控西方衰退是銅幣兩面,西方過早衰落會誘發更多「黑天鵝」危機,不利全球穩定發展。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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