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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日

黃伯農

美國右翼的大流行敍述

4月中旬,特朗普指控北京和世衞隱瞞疫情而導致全球大流行,指控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並暫停資助世衞而被國際譴責。我認為國際不應只聚焦特朗普的諉過行為,而要去調查是誰在推動這些指控?他們對大流行的「敍述」(narrative)是什麼?意圖何在?

近年右翼勢力滲透美國和西方國家。最近有美英智庫、學刊編輯、媒體和政客提出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和大流行後須跟中國脫鈎和清算說法。美國確診人數已冠全球,除重災區紐約州外,COVID-19蔓延其他州份。大流行下西方政府不能獨力保護百姓(特別是低下層)生命,需國際支援。然而,有人不單沒有面對政府防疫失治事實,於無充分證據下散播大流行是因中國和世衞犯錯所致,值得關注。「敍述」為未必反映客觀事實的故事式陳述,是在西方公共輿論領域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宣手段,具政治動員和決策功能。

本文提出美國右翼組織「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CPDC)是散播中國和世衞犯錯敍述的推手和來源,推敲其代表的美國「軍工深層國家」(military-industrial deep state)的戰略意圖。方法是追蹤個別CPDC成員言行,主要論點是CPDC的大流行敍述只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美國「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才是物質結構基礎。

軍工深層國家的形成

軍事工業複合體是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的唯物發展原形。17至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為了全球拓展殖民地經濟而進行軍備競賽。英法荷等帝國的海外資本囤積,實有賴各旗下資本集團(如東印度公司)不斷投資研製軍備作長期戰爭之用。

帝國資本企業自此與軍事集團發生互利關係,因着國防機密性質成為了秘密利益集團,仍被帝國王權管轄。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後脫離大英王權,美國軍工複合體便領導了國家經濟和國防。當時歐洲列強已佔領全球大部分殖民地,美國崛起需另謀別策。美國軍工複合體於是在18至19世紀利用遼闊國土打好陸權軍工基礎,同時一步步透過在賴比瑞亞殖民(1821-1847),逼日本幕府簽《神奈川條約》(1854);及1898年打敗西班牙後取得菲律賓及波多黎各兩戰略性殖民地,建立了橫跨西非、東亞、中美洲及太平洋的海權軍工力量。

20世紀美國適時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使她的空權和原子彈軍工力量得到充實,成為了二戰後最全面軍工複合體,戰勝後充當歐亞盟友保護者,勢力自此跨越大西洋至歐洲。由於軍工資本主義需要定時發動戰爭才能維持利潤,縱使民意時有反戰,美國經濟至今仍無法擺脫對戰爭和軍售的依賴。

學者共識到二戰後幾次啟動「當前危機委員會」(Committee on Present Danger; CPD)都跟美國「以戰爭囤積資本」的軍工資本發展規律有關。

每次CPD都透過針對前蘇聯、中東國家和伊斯蘭恐怖組織等戰事去迫使聯邦政府增加國防開支,催谷軍工產能和軍售發財(見筆者文章〈美國CPDC對港美關係的影響〉,刊《信報》2019年12月18日)。有證據顯示CPD與國防企業關係密切,是軍工複合體的意識形態代理人。戰略作用是為發動戰爭作好輿論和政治動員準備,塑造人民的集體敵我對抗意識。

CPDC大流行敍述

除了學者、智庫、專業人士、教會領袖和傳媒之外,CPD成員也有國防企業代表、情報官員、軍人和商人,實符合「軍工深層國家」的特質。「軍工深層國家」(military-industrial deep state)指軍工複合體已成為政府、輿論、議會和選舉制度所組成的「公共國家」(public state)場域以外,一個相對隱蔽但操實權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決策集團兼利益網絡。軍工深層國家為滲透和影響美國朝野動態的「平衡政權」。其實特朗普政府對於中國和世衞的指控敍述,只反映CPDC成員的言行。

1月27日,中央情報局前秘密行動署(Special Operations)官員Clare Lopez於美國智庫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發表文章。她指雖然新冠肺炎病毒致死率低於4%和中國官員稱具高度傳染力,但可能是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的生物武器,因為中共仍管有秘密生物武器計劃。

2月6日及11日,得克薩斯州大學政治學教授Bradley Thayer和人權工作者韓連潮在國防媒體撰文,稱大流行是因為中國政府跟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洩漏災難一樣地無能和隱瞞。隱瞞是因為疫情威脅中共政權合法性,有武漢居民透過社交媒體向公眾提出病毒警告卻被公安拘捕,其實中共害怕示威才壓制真相。就算中共能快速建醫院和免職官員都不能掩飾其無能和防疫措施失效。中共的謊話和瞞騙才是合法性的威脅,其極權管治模式必失敗,唯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可救中國,中國人民會銘記中共今次失敗。

2月29日,CPDC舉行「來自中國的當前和正在增長危險」研討會,由前助理國防部長Frank Gaffney、評論員章家敦(Gordon Chang)、兩軍方將領和軍方微生物學家主講。章家敦針對中國處理疫情時稱,中共一直視美國為敵人,發動經濟和資訊不對等戰爭。他引述鍾南山說病毒未必源自中國的講法是反映中共欺騙惡毒手段,但疫情已使美國和自由世界認清中共真相。

3月24日,賓夕凡尼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Arthur Waldron於網上媒體撰文,指COVID-19病原體源自武漢實驗室。他引述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教授於2015年出版論文,稱石團隊已掌握能將2003年冠狀病毒SARS-CoV與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合成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技術。他指控武漢病毒研究所因「實驗室意外」(laboratory mishap)洩漏了新冠病毒,稱自去年12月在中國爆發的疫病其實是一場「大屠殺」(holocaust),包括李文亮的受害者眾。他還說疫情已撕裂了中國社會,使那全知箇中因由的中共顯得貪腐荒謬。

根據以上和其他CPDC分析,美國右翼的大流行敍述包括以下幾點:

一、新型冠狀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大流行是中共生物武器意外洩漏而生。

二、中共隱瞞疫情導致大流行,不單破壞自身合法性和撕裂中國社會,更使美國和自由世界得知中共的貪腐無能真相。

三、中共視美國為敵人,說病毒源自境外是以欺騙惡毒手段傷害美國。

四、極權管治模式必然失敗,唯有民主自由能救中國,推翻中共才是出路。

因為右翼勢力的民粹影響力,有美國調查指三分一被訪者相信新冠病毒源自實驗室。北京、世衞和國際社會須認清特朗普政權的大流行敍述來源對症下藥,並提高戒備,嚴防有人借故動干戈。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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