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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7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細讀鄂蘭特

鄂蘭特(Hannah Arendt)被譽為二戰以後西方政治學裏其中一名舉足輕重的開山泰斗,憑其對政治本質及公共政治的研究,把古希臘哲學思想與現代化政治分析結合,從而生出一套理論,奠定了西方政哲近代發展。今期筆者談談細讀鄂蘭特感想,當然,要在這短短幾千字中淋漓盡致地把她的完整論述呈現出來,不但是自欺欺人,更有違學術基本守則,因此不如當以下幾點為「鄂蘭特即食麵」,須知道哲學並沒有速食,只能慢嘗。希望以下能為讀者打開這道理論之門。

一、生平與經歷

先讓我們了解鄂蘭特的背景:她出生於現今德國西北部一個典型猶太人家庭,18歲時進入當時德國數一數二的哲學名校(馬爾堡大學),師從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後現代主義及政治思想學名家),並在納粹主義日益根深柢固的德國之際,研究中世紀哲學史。後來二戰爆發,因為她的出身及身份,鄂蘭特被迫逃離德國,輾轉流亡法國及美國等地。

鄂蘭特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命為第一位女教授,並在紐約寫下多本名著,包括《平庸之惡》(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及《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當中不少著作(包括前者)集中於分析極權政府及主義的起源及衰落,以及極權所構成對現代社會的威脅。最後,在一個朋友的晚會上,這位哲學界及公共知識界叱吒風雲的名家突然隕落,享年69歲。鄂蘭特一生所經歷的顛沛及困難,對其世界觀有着根本性影響,使其對政治家── 尤其是民粹及高壓集權下所產生的所謂「管治」── 痛恨非常。

二、活躍生命

鄂蘭特不少著作皆圍繞政治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她認為任何人類聚居社會中的理想「活躍生命」(vita activa) 模式具備三大組成條件:第一、勞力(labour);第二、工作 (work),以及第三、行動(action)。

勞工指的是生命的生理過程及自然條件:人類必然需要呼吸、進食、排泄,這些都是任何生命體系呈現的表徵。一個人所擔任的勞工是否優越,衡量標準是其是否能夠充分滿足自身對生存及繁殖的需求。

工作借代的,則是人類與社會他人之間的互動。所謂的「經濟」活動 ,包括購物、生產、有薪工作等都是工作的核心。一個人所投身的工作是否成功,衡量標準是該人能否把「大自然」轉化為能夠迎合及配合人類需求的「人為社會」。

至於行動,則才是人類相比其他生物種類至為獨一無二的特徵。鄂蘭特的世界觀建基於古希臘哲學家(包括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人類獨特之處及根本目的 (telos) 之分析:人與動物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根本性的多元化(plurality)(多元價值觀及信仰、多元思維及興趣、多元對自身利益的想像),以及我們對自主決定當中蘊含的自由(freedom)的追求及應用。前者讓我們並不能被「歸納」作他人(正如我並不是連登上的某用戶、大師不等同國師等),而後者讓我們能夠在言論及思維上充分發揮人類與生俱來、在社會影響下慢慢被開發的創意及獨立思想。只有行動,才能真正在歷史的長河中創造出漣漪及波浪,讓曇花一現的人類生命能在洪流中留下痕跡。聽起來很玄,但實際上卻是多麼的貼地。正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惜某君的丹心,可能是另一人士眼中的黑心,此乃題外話。

三、理想政治

鄂蘭特認為政治的本質離不開「行動」及「言論」。在此,前者代表人們將自由選擇轉化為現實(包括在自身生命中作出對價值觀及言詞的決定,或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候勿忘初衷),後者則是前者的延伸,為前者提供論證及公開透明的論據。行動與言論合起來,便能把人的獨特自我身份「公諸於世」(disclose),鄂蘭特將此過程標榜為理想政治裏面缺一不可的一環。

請注意,鄂蘭特並不在她的著作內集中於探討政制或政府運作的繁瑣細節。相反,她以「都市」(the polis) 借代着一個更加宏觀及大格局的「政治空間」── 政治空間沒有既定的地理位置或呈現模式,而存在於任何及所有人與人之間的共存及互動。她因此把「都市」泛等同於任何公共呈現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亦即是說,有人投身於言論及行動的地方,便有着「都市」出現。而都市的出現正正蘊含着政治的本質:在這都市裏面,權力是所有參與者共享及共創的成果。權力並不是描述獨立個體的形容詞,而需要一群人共同呈現出及參與在獨立思維及辯論中,從而開拓出一個「權力空間」。

理想的政治中並不由暴力或武力所主宰,也並非由金錢或單純的「法律」所規管,而需要人民投身於真正的政治行動當中。選擇遠離政治之人,或者認為「政治不關我事」者(亦即是「港豬前傳」),正正是違背了人類最純粹的本質,並未能夠活出鄂蘭特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任何社會的理想公共空間必須能夠讓任何人皆能隨時參與政治行動,而同時也能讓人類生活在脫離永無恒常的大自然所呈現的枷鎖。

四、真相與政治

特朗普最近於公開演講表示,患上新冠肺炎者可以考慮「試下漂白水」。正所謂無險可守,特朗普過去兩年來謊言滿布的演講,相信間接產生了不少的dead bodies,當中正包括美國民主制度以及其對真相及言論自由兩百年來的捍衞。鄂蘭特又怎麼說?

鄂蘭特把真相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哲學真相」(philosophical/rational truth),這些泛指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下人們認同的一些所謂「永恒真理」(例如:1+1=2,除非你身處奧威爾(Orwell)《1984》年警世的平行時空裏)。第二類則是「事實真相」(factual truth),意指公共社會及歷史中對世界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解讀及演繹,例子包括: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鄂蘭特認為前者並沒有任何在政治裏立足的用處,因為其永遠把辯論及討論在「客觀事實」的標籤裏扼殺。可是鄂蘭特並不完全否定真相的重要性。相反,她認為「事實真相」必須在政治討論中出現,並只能透過無邊無際的討論及雄辯,將其保留。政治的本質是言論,而言論必定不能被所謂的「一錘定音」所扼殺。將事實公諸於世,乃最為基本的公民責任。

可是與此同時,鄂蘭特也對言論自由下「意見」與「事實」的重疊性感到擔憂。在一篇不被外人所關注的鴻文,1967年的〈真相與政治〉(Truth and Politics)中,她表示謊言往往比事實來的更為誘人,更為「言之有物」。民眾永遠只會選擇相信他們認為應該是對的事情,所以才出現「任何與我相抵的意見乃是出於惡意」、「XXX就是鬼,就是奸細」等的極端論述。在兩極化的社會論述中,謊言(就算是善意的謊言)永遠都會把真相比下去,並把真相淹沒。此正是真相在政治環境裏的必然脆弱性(fragility)。

五、平庸之惡

說到最後,鄂蘭特有一個最為後人所歌頌的概念,便就是平庸之惡。平庸之惡的意思便是,往往歷史上最令人髮指或滅絕人性的行為,並非出自精心設計而慎密執行的自主者手中,而是來自「做好這份工」及「執行好這個任務」思維的佼佼者。二次大戰當中,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德軍高層,他雙手沾有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姓名。戰後審判當中,他表示自己只是服從上司命令,為了盡忠職守,唯有按着希特拉的旨意辦事,所以罪不在他!

鄂蘭特則認為,儘管艾希曼確實並非二次大戰猶太人被迫害的總參謀,也不是刻意逼殺猶太人,可是他正正是反映出平庸之惡的根本特徵:有些邪惡行為並不是出於內心的信仰或自身思維,而是盲目服從為主的非自主性思維。就譬如有些人為了在制度裏往上爬,結果構成「惡」;其他人為了政治籌碼及抽水,繼續進食鯁喉的人血饅頭。這些都是平庸之惡的實際例子。

在此不得不反思的是,現代社會裏對惡的定義,似乎都是按着社會慣性的大多數思維所作出判斷。真正的惡,自然是人人有責去反擊。可是假象裏的「惡」,被有謀略及別有用心所構建出來的「惡」,我們又應當如何處置?正如外國反華排華潮裏把所有黃皮膚的人皆標榜為「(武漢)病毒」傳播者,這又是否反映出對惡準確的判斷?

還是……「惡」另有其人?我不知道。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者、《時代》雜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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