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4日

東西方抗疫手法分野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始發於中國，而東亞其他地區都與中國有着密切的貿易和人員往來，但這片地區應對疫病大流行的表現卻勝過美國和歐洲。為此歐美應該盡快把東亞這套抗疫方法學到手，方才有機會挽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無數生命。

比較兩者的一個重要起步點是，每百萬人口新冠病毒感染確診病例數和死亡數（見【附表】第一和第二列，截至4月7日）。東西方的數字在這方面簡直差天共地。歐洲和美國似乎已被疫情所吞沒：每百萬人確診病例從814（英國）到3036（西班牙），每百萬人死亡數目的區間範圍是24至300；而在東亞各地，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位於3（越南）到253（新加坡）之間，每百萬人死亡人數則在0到4之間。

東亞日常生活破壞較輕

相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東亞各地並未系統性地壓低感染病例或死亡人數。如附表第三列所示，兩個地區都對近似比例的人口做了檢測。

而重點在於兩地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因為東亞地區經濟封鎖更為嚴格所導致的。谷歌最近發布了一組引人注目的數據以反映各經濟體中各部門的活動減少狀況。附表第四列展示的是谷歌在零售領域所得到的結果，顯示在東亞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受破壞程度（以1月3日至2月6日為基準對比3月末）並沒有那麼嚴重。

東亞和西方國家在公共衞生和經濟狀況上的分野反映了兩個地區之間的3個主要差異。首先，東亞國家為新型疾病爆發所做的準備更為充足。2003年的沙士（SARS）爆發如同一記警鐘，而在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頻繁出現的登革熱疫情則強化了這一訊息。相反在歐美地區人們對沙士、伊波拉病毒、寨卡病毒和登革熱的關注似乎一直遙遠而抽象，並且覺得這些（沙士除外）主要都是些「熱帶」病。而前者意識強化的結果就是當中國於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開報道武漢出現異常肺炎病例時，整個東亞地區的國家戒備程度都比歐美高得多。

在疫情控制方面早期行動對於遏制傳播至關重要。從1月初開始，中國大多數鄰國都開始減少與前者的人員往來，並立即加強了病例檢測和追蹤。各國已經部署了多種新型數碼技術來監測病毒的傳播。

西方國家在新型冠狀病毒首次在本地出現時卻顯得漫不經心。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1月3日就已經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處得到了訊息，美國第一例病例於1月20日確診，但直到1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才宣布限制中美人員往來。可就算到了那個時候，這些重要的限制措施也並未得到認真對待。最新估算顯示疫情披露後有43萬人從中國抵達美國，其中約有4萬人是特朗普所謂的旅行禁令頒布後抵達的。

東亞民眾也更加了解應該採取何種預防措施。口罩至少自沙士以來就已經得到廣泛使用和儲存。相比之下，西方當局卻告訴公眾不要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把有限的口罩留給醫護人員，另一部分則是官員低估了口罩在減少新發感染方面的好處。同樣，洗手液、人與人之間更大的分隔距離，以及更少的握手禮儀都已經成為了東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後，隨着人們在公共場所、辦公室和其他擁擠區域四處走動，東亞當局已大大加強了對感染症狀的篩查。在許多企業中，全體工人進入工作場所時都要實施體溫檢測，機場和火車站等交通樞紐也安裝體溫監測設備，但在歐美地區，這種做法至今都不太普遍。

中國措施嚴苛證實有效

中國疫情在東亞最為嚴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對美國和歐洲最具啟發性。與鄰國不同，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之間，中國經歷了數周的疫情全面流行。截至1月23日武漢封城時，該市所在的湖北省已有375宗確診病例，而且可能還存在更多未經證實的病例，即有症狀但未檢測確認或無症狀感染。該病毒也已開始在全中國傳播開來，其他地區合共報告了196例確診病例。

在那個階段，中國採取了極為嚴厲的舉措：禁止所有旅行和公眾場所活動；快速部署可以跟蹤個人行蹤並執行隔離令的在線系統；實施了大範圍測試並全面監控疑似症狀。

這些措施確實相當極端，也招致了外界的廣泛批評，但也非常有效。中國在短短幾周內就控制了這場全面爆發且迅速蔓延的疫情，在許多專家眼中，這可是一項近乎不可能實現的壯舉。

許多人都質疑中國的嚴格管制措施能否在美國奏效或是被美國人所接受，但美國必須從中國的成功中汲取教訓並在更廣泛意義上學習東亞地區的成功經驗。正如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總監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對此發表的中肯評論：「大多數人會覺得我們現在應當採取的手段過於嚴苛，但這只是因為其他手段都不夠嚴苛而已。」

歐美至今都未能控制住疫情，而呼吸機等救命設備的短缺，以及醫護人員因缺乏基本防護裝備而染病喪生的案例則加劇了這一悲劇。公共衞生應對措施將在阻止新型冠狀病毒荼毒西方及世界各地民眾起到決定性作用。在西方，正確的應對手段則要求我們盡快從東亞那裏學到點東西。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學和醫療衞生政策及管理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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