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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6日
在民陣有關警方未申請搜查令檢取手機內容的司法覆核案中，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除在緊急情況外，必須先獲搜查令才可查閱被捕者手機或電子器材內數碼資料，警方提出上訴。
上訴庭上周裁定警方上訴得直，但強調允許警方在沒有搜查令查閱手機的同時，亦要保障市民私隱，並在判詞中清楚列明警方只可在某些情況下才可查閱被捕者手機。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判決指出法律上警方不可強迫被捕者供出手機密碼。
筆者今年1月提出口頭質詢，就發現警方在2019年下半年取閱3721部被捕人手機內容。上訴庭判詞指出，警方不需手令查閱被捕人手機內容的權力是符合比例，並會有足夠而有效的監察防止濫權和查閱內容超出執法所需的範圍。筆者對此並不樂觀。
即使法庭訂出允許查閱被捕人士手機的條件，法庭要求警員向被捕人提供查閱手機內容的書面理據解釋等，事實上市民手機私隱的保障完全紙上談兵。不少前線示威者投訴警員用恐嚇甚至酷刑逼供，要被捕人士自行解鎖或交出密碼。
警方一直有使用各種技術破解被捕人手機內容，包括利用黑客軟件。黃之鋒最近在社交平台發帖分享警察如何以黑客軟件破解電話，非法取得手機對話記錄作為呈堂證供。他指出警方申請搜查令搜查警察總部內儲存所有電子儀器，繞過逐個電話申請的程序。過往筆者在立法會多年來詢問警方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有多少獲得法庭手令，警方也一直無法提供相關數字。
「監控技術大流行」
去年香港出現大型示威運動期間警方利用公共安全為由侵犯私隱比比皆是，然而踏入2020年，全球各國對抗武漢肺炎大流行之下，對於人民私隱的侵犯情況更顯嚴重。疫情大流行的非常時期，隨時變成「監控技術大流行」。
《人類簡史》和《人類大命運》作者、著名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3月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長文〈冠狀病毒後的世界〉，探討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世界何去何從，當中的觀察非常發人深思。
世界在危機面前，正面對極權主義監控與公民賦權之間的選擇。例如政府透過嚴密監視人們的智能手機，運用數以百萬計的人臉識別鏡頭，並強迫人民自我檢查並報告體溫和身體狀況。他在文章中提到，許多短期的緊急措施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以往可能需要花費數年時間進行審議的決定，現在幾小時內即可通過。
哈拉瑞特別指出，不同於以往控制流行病的方法，如今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可以用科技一直監控每一個人，政府可以憑藉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和強大的演算法，實現這個目標。
哈拉瑞提醒我們，如果稍有不慎，今次全球流行病可能成為人類監控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一些至今拒絕採取大規模監控的國家變得主動監控，而且監控更從以往外在監控急劇轉變為身體內的生物特徵監察。
政府權力疫下膨脹
有數碼權利關注團體在網上整合自疫情大流行以來各國政府採取有侵害人權的措施，包括言論審查、封鎖互聯網，亦發現愈來愈多國家使用手機訊號、藍牙技術、監控鏡頭、GPS訊號等多項技術，全天候監控確診病人位置。
美國收集數以百萬計手機的數據分析美國人的外出模式，新加坡設計應用程式找出懷疑個案和密切接觸者的位置，中國政府要求國民出示健康碼才可通行，巴西政府利用地理位置監察國民遵守禁止外出規定的情況等。
香港政府目前主要透過發出採用藍牙技術的智慧手環和偵測附近訊號變化的程式，亦有使用八達通聚合數據分析市民外出模式，比起大規模使用電訊商資料，相對上影響較輕，但仍須保持警覺。
當人們需要在私隱和公共健康作出選擇時，大部分會選擇以健康為先，但並不代表人權可以被忽視。容許政府使用過多監控科技處理疫情，在疫情過後如何監察這些權力？
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Access Now等全球超過100個公民社會組織共同發表聲明，指國家監控權力膨脹正威脅私隱、言論和結社自由，呼籲各國政府採用數碼監控和收集數據應對疫情時需要問責，必須同時設定範圍和時限、開放公眾監察，匿名化處理須充分證明等。
我們必須繼續警惕，以免應付疫情的臨時措施變成長期無限監控甚至侵犯人權的開端。
莫乃光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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