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4日
一座大城市,就這樣突然靜了下來。沒有會議。沒有聲音。沒有服務。沒有聯繫。沒有關係。沒有辦法,有沒有封城都好,人的聲音,不見了 。
不信政府和不靠政府
疫情來勢洶洶,1月份已把香港掃得橫七豎八,杯盤狼藉,「一罩難求」叫藍絲變黃絲,林鄭政府成了失效政府。說來諷刺,令香港捱得過第一關的,不是信政府和靠政府,而是不信政府和不靠政府。驚魂甫定,消毒搓手液和廁紙重臨香港,panic shopping算是一笑置之;社會福利署又應承每月送出100萬個口罩給院舍前線工作員,姑勿論百萬口罩有沒有質素問題,以及一個口罩頂全日是否衞生。武漢肺炎1.0終於大步「檻」過。
社會福利署署長於3月13日跟我會面時拍穿心口,保證有關「撥款及服務協議」(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的數字可以酌情處理,服務數字不達標,非戰之罪也;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緊急服務雖然關門但沒有大吉,轉移以電話及郵遞方式讓有需要人士繼續申請。至於防疫裝備的問題,則搞掂了口罩,未搞掂防疫衣物⋯⋯社福界就在重啟服務和防疫措施未齊全之間徘徊。
疫情在歐美失控,世界是平的,火燒連環船,結果香港在疫情似有好轉的情況下又添陰霾。武漢肺炎2.0下的數天持續出現雙位數的確診個案,本地專家直指香港面對第二波疫情,在「抗疫疲勞」下或會有所鬆懈,隨時出現社區爆發。政府不得不宣布香港進入「戰爭狀態」:一、加強外地入境人士的病毒檢測。二、政府回復在家工作安排只會提供必要、緊急、有限度服務。三、中文文憑試將會延期。四、加強安老院保護,提供每月200萬個口罩,每人每日2個口罩。五、對違反檢疫令者採取零容忍態度,不經警告即捕即解。如此看來,社福界逐步恢復運作的安排又要重新部署。
防疫抗疫固然重要,然而人之所以為人,正正因為人不單只求生存,更需要生活。城市全面停擺或許可以防疫,減低病毒散播;但人與人之間的長期區隔,被困在家中失去自由的生活,必會產生另一種身心社靈的災難。
面對防疫抗疫與服務需要的「道德抉擇」,恢復工作和在家中工作成了社福業界中的左右為難,機構、員工及服務使用者都各有他們的關注優次。在這個「彼此也在捱」的時刻,機構與員工之間、員工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更見重要,每一位持份者的聲音都不能被遺忘。
記錄是我最基本的責任
一位剛於上年11月由廣州遷居武漢的內地女社工郭晶,把她在封城期間見到人們的恐慌、無奈、焦慮和堅強,寫成了《武漢封城日記》(將於4月在香港發售)。郭晶透過她的社工視角,記錄武漢封城中被遺忘的聲音:由城市停止運作時仍需要工作的清潔工,到沒有防護衣罩要穿着塑膠袋上街採購的人,再到社區內每天檢查外來人員卻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雙倍工資的工人;她既關注這些底層工人有沒有足夠的保護裝備,也透過對話關注他們在封城期間的生活變化和情緒狀態。
郭晶在序文中寫到,「因為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而我剛好處於一個事件現場,記錄是我最基本的責任。現在回頭看,寫日記是我在封鎖中重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記成為我和別人建立連結的一種方式。」
面對literally 的坐困愁城,有人大談自己的早午晚三餐;有人透過社交媒體分享自己仍然努力做運動,但仍有幸有社工郭晶的日記,令人們了解封城的實況,聽到被遺忘的聲音。
作為詮釋者
郭晶卑微地找來一支筆、一張桌、一間房,她要作個詮釋者。2017年辭世的社會學家的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詮釋者與立法者》中,對於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角色有非常獨到的分析。他指後現代社會中,市場的廣闊和靈活,往往容納了不同的趣味和價值觀,再沒有文化的一致要求,亦沒有民眾間的一致意見。後現代性提供了各種次文化繁榮興旺的條件,亦同時為後現化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再不是立法者,而變成了詮釋者。他們對周遭各種文化樣式的本質進行解釋;同時又探索存在於不同的生活方式中的各式各樣的語言和形式。詮釋者角色的知識分子不再涉及對絕對真理的探索。相反,他們有兩個嶄新的任務:﹙一﹚將每個社會特殊的語言轉化成其他的社會成員可以理解的語言和形式;﹙二﹚向每個特殊的社會的成員解釋那些價值觀。詮釋者將促進不同的社群之間的對話,縱使那些社群可能是競爭對手或者是敵人,他們都會經驗到「文明的對話」的迷人力量。
郭晶作為詮釋者,以其社工的心思連結世界,再現底層一群,在封城期間促使外界以另一種角度了解武漢,也促進社群間的溝通與對話。
她的《武漢封城日記》出版之日,大約也是世界社工日(World Social Work Day)之時。每年3月第三個星期二是國際社工日。今年國際社工日的主題為「促進人的關係的重要性」(Promoting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國際社工組織秘書長Rory Truell說,面對全球社會、經濟及環境的挑戰,建立人與人之間、社群與社群之間及國際之間共同決定的關係至關重要。是的,抗疫不啻是講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但在「社會隔離」之中仍不能不理「人的重要性」。
雖則香港沒有封城,但仍值得為當下留下日記──畢竟這是關於天災與人禍;關於武漢與肺炎;關於失效政府與人民自救;關於冷與熱,關於愛與恨;關於憐憫與罪𧗠;關於欺瞞與真相;關於傷亡與索賠;關於記憶與遺忘,關於苦難與犧牲;關於抗疫與抗命。
邵家臻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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