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5日

黃伯農

冠狀病毒帶來的生物安全挑戰

2月上旬，北京批評美國對武漢肺炎疫情作出過激反應，帶頭採取過度應對措施，與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建議背道而馳。

一方面，北京本着公開透明加強國際合作抗疫的大前提下，答應世衞可以讓美國專家參加到中國的代表團。有美方專家來自具生物防務（bio-defense）背景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和「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局」（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等。另一方面，除了以軍管方法（如封城）控制疫情之外，北京也派遣具生化防務和生化反恐的解放軍軍醫部隊接管武漢新建醫院。中美兩國的決定，反映大家已消化了過去20年國際對冠狀病毒（coronavirus）帶來的「生物安全」（biosecurity）挑戰之辯論。

SARS是生物武器嗎

本文梳理全球生物安全界對過去冠狀病毒所引發兩次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疫情的辯論，包括2002至2003年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以及2012至2014年爆發的「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主要論點：非典型肺炎類冠狀病毒帶來的並非單純「公共衞生」威脅，而是涉及全球安全的生物安全挑戰。

2006至2014年，我在香港工作期間，有中外外交和安全人員向我提出SARS是「生物武器」（biological weapon）的看法。醫學界普遍認為源自中華菊頭蝠（Chinese horseshoe bats）的冠狀病毒SARS-CoV經過果子狸傳到人身上。然而，到現時為止，我們仍未能百分百確定SARS的病原（etiologic agent）是蝙蝠，也未能完全掌握冠狀病毒是如何先由蝙蝠傳到果子狸，然後傳到人。由於源頭和傳染過程仍未確定，我們便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包括人為和病毒基因工程介入等。於是有安全、防務及情報界人士提出以下看法：

一、2003年，有俄羅斯傳染病專家認為，因為SARS沒有疫苗，又具高傳染性和相當死亡率，有可能是從生物武器實驗室洩漏出來的生物武器。其實，在1980年代，有前蘇聯情報和衞星圖片指出，中國西北部曾發生兩次涉未知名「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疫症，蘇方當時研判是中方嘗試發展病毒性生物武器所造成的洩漏意外。

二、2003年，有美國智庫人員認為，SARS可能與中國生物武器計劃有關。作為二戰時期日本生化武器的受害者，中國政府自然會發展守勢和攻勢生化武器技術。縱使北京否認，美國政府相信中共已具相當生化防務技術。所以不能排除SARS冠狀病毒是從生物武器實驗室洩漏出來的可能性。

三、2008年，台灣國家安全局局長蔡朝明（Tsai Chao-ming）於立法院一委員會指出，北京於SARS疫情爆發時隱瞞感染和死亡人數，引起外界懷疑。雖然有情報顯示SARS可能源自中共的生物武器計劃，但未有決定性證據證明屬實。

四、2003至2015年，有中國科研人員和軍醫學者論證SARS是美國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有研究發現，每個種族的特定DNA都具有缺陷，而中國漢族人口擁有獨特的O-M175基因。在SARS疫情期間，中國受感染人數佔全球的92%。他們便推論SARS-CoV冠狀病毒掌握了漢族O-M175基因結構的缺陷，不單大大提高了漢族人口的致死率，也證明了冠狀病毒會鎖定某一種族的可能。

面對以上爭議，有關注生物安全的英美醫學家便退後一步，以準備應對未來潛在「生物恐怖主義」（bioterrorism）為另類切入點。例如，英國醫生Frank Boulton於學刊Medicine, Conflict and Survival提出以現實主義和國際合作去迎接未來生物恐怖主義挑戰。他認為，「我們習慣了以具體面對態度和以負責任公民身份去看問題。但面對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義威脅，我們須盡量以憤世嫉俗和最壞打算方法作思考，去模仿那邪惡天才的獨創性。這才可影響各國政府去為生物武器攻擊作好準備和取締其發展。」

Boulton界定生物武器有以下特性：

．具一致性效果

．低用量

．潛伏期短

．被攻擊人口缺乏免疫力

．醫治困難

．可以大量製造

．容易傳播

．有穩定的儲存和備用量

以下疾病便被歸類為生物武器：

．天花病：高傳染度及致命

．炭疽病：低傳染度及致命

．兔熱病（Tularaemia）：高傳染度及能導致喪失能力

．瘟疫，特別是具肺炎病徵的傳染病

．出血熱，如伊波拉病毒

雖然沒有證據證明SARS冠狀病毒是基因工程技術所製造出來的生物武器，但其傳染幅度具全球性，國際便有需要對SARS和其他潛在冠狀病毒作監控。這觀念也影響了學界對2012至2014年爆發的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MERS）的討論。

MERS是生物恐怖主義嗎

醫學界也傾向相信MERS冠狀病毒跟SARS冠狀病毒是源自蝙蝠類動物。只是前者源自非洲棕蝠（cape serotine bats），再透過駱駝傳給人。然而，2014年，澳洲流行病學者Raina MacIntyre於學刊Environment Systems and Decisions提出以下觀點：

一、MERS未有造成SARS般廣泛人傳人效果，也維持了起碼長3倍的時間。

二、SARS具全球傳染性，MERS則集中於中東地區。

三、SARS疫情被追溯到一種冠狀病毒之上，但MERS冠狀病毒MERS-CoV雖有來自駱駝，但無法完全決定駱駝是唯一和最終病原體。於是不能排除有人為「故意釋放」（deliberate release）的可能。

MacIntyre的觀點即時引發西方病毒學界爭議，批評其陰謀論是不負責任言論。但她公開回應，稱若果拒絕從安全和防務角度去研究冠狀病毒疫情更不負責任。她說安全防務工作者跟公共衞生工作者的思維方式雖有分別，但大家都是「生物安全」的持份者，不同學科之間應互相補充，並非排斥。經歷了SARS一疫和面對當前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世衞最新命名為COVID-19）所引發的各種挑戰，香港各界應重視「生物安全」觀念才可保障香港安全。我認為有長遠需要於各大學醫學院、獸醫學院和護理學院內加入軍事醫學、生物化學武器和生化防務等的教研元素。讓醫管局屬下醫院及保安局屬下紀律部隊吸納具軍事醫學和生化安全背景的中外專才，為未來「一帶一路」接踵而來的安全挑戰作好準備。

黃伯農_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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