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2日

邵家臻 專業議政

讓這顆頭腦停止運作二十年

一語成讖。陳健民在雨傘運動時告誡我：「我們搞過佔中的，都會從此不一樣，未來日子，要有心理準備。愈是順利的事情愈要提防，愈是美麗的女人愈要小心。」2014年至今整整五年，諸事不順，百不稱心。雖說年年難關年年過，我的心仍很累。

自從與佔中三子結緣，蒙受感召以社工之名參與「和平佔中」，「難關」便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風景。搞佔中，難；雨傘期間，晚晚做咪手，難；由集體自首到預約拘捕，難；明槍暗箭從四方八面襲來，有些還是發生在我最熟悉的地方，難；「佔中九子案」歷時兩年，難；我最終被判監8個月，由去年4月24日至10月3日在赤柱監獄服刑，難；服刑期間心臟病發，進行通波仔手術，難；在監獄內明知故犯爭取囚權，結果被困水飯房，以及被囚友疏遠，難；出獄後，建制派在立法會提動議，以「佔中案」罪名成立，要解除陳淑莊和我的議員職務；猶幸民主派團結，最終議案未獲在席議員三分之二票數支持遭否決，過程也十分艱難。

年近歲晚談「諸事不順，百不稱心」，真是大吉利是，但我百無禁忌，以為不同的可能性都已經預計過，應該可以坦然面對。唯獨收到香港浸會大學解除我教學職務的書面通知，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仍然澎湃。沒想到向來教我篤信力行的家，竟因為我追求公義而秋後算賬，予以家庭暴力。

予以家庭暴力

1月17日，我被浸大邀請回校出席一個緊急會議，甫見面便給我一封信。信件說明校方解除我原有的教學工作，並同時成立一個內部調查委員會，就着我在4月9日的判刑進行紀律聆訊。至於可否有律師和工會代表陪同，他們說不可以。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常以「浸會人」自居。我在1989年開始與「浸會」結緣；我既是浸會大學社工系學生，也在浸會大學進修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課程，2007年更開始成為浸會大學的全職講師。就算是2013年參與佔中，到去年入獄，以至於在逆權運動期間，我仍然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為浸會的事務奔波。2016年，當選立法會議員，我亦有遵守職員的僱傭合約，將立法會議員的部分薪酬上繳大學，作為換取時間以處理議員公務，所以我的立法會工作都是早已得到大學允許。就算在我坐監期間，我都有向校方申請無薪假，得到大學同意，而我坐牢期間的一切薪金亦已退回給大學。

縱使在佔中後的一段時間（2015年6月），我也曾遭浸大高層斷斷續續的干擾，例如當時我被選為「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卻被要求辭職，但我仍以「浸會人」為傲。我不是跟浸會作對，我只是跟浸會的河蟹作對。

可以說，我的社工價值、人生觀、社會理想等等，全部都是「浸會」賦予我的。眼前的解除教務事件對於一直認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我來說，確實是驚魂未定，傷痛莫名。

唯有亂竄。唯有嗅嗅書氣。唯有請教先賢先哲。讀到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札記》，原來我的遭遇竟與95年前（1926年）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奠基性人物葛蘭西有幾分相似。

葛蘭西1919年領導工人蘇維埃運動。1921年與社會黨左派聯合組建了意大利共產黨。1922年葛蘭西作為意共代表，在莫斯科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1924年被任命為意共總書記，創辦《團結報》，反對墨索里尼的國家法西斯黨。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取締意共，不顧當時法律保障國會議員豁免拘捕的權利，將有國會議員身份的葛蘭西逮捕，並判二十年八個月的徒刑，法西斯檢察官在決定監禁葛蘭西時宣稱：「我們必須讓（葛蘭西）這顆頭腦停止運作二十年！」

葛蘭西被判刑後健康惡化，1929年起終獲准在獄中寫作，他藉朋友的援助獲得了不少書籍，並且開始思考革命為何持續的挫敗。他寫下32本《獄中札記》，完成了「文化霸權」理論的架構，這是意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我也有《坐監記》，當然難以比擬；但2020年的香港卻與1926年的意大利何其相似。香港警察限制集會自由，並向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而特區政府拒絕徹查警暴。即使有時批准「和理非」集會，但又中途要求結束及解散，然後藉此濫捕示威者。教育方面，局長楊潤雄竟公開指會接受匿名投訴，為教師帶來不必要的恐懼，連帶日常生活在社交媒體的個人言論也會被清算除牌，令教育界已進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年代。

新疆有集中營、全國嚴控宗教活動、維權律師大抓捕、媒體滅聲、全面操控互聯網、推行社會信用系統馴服人民、黨國資本取代民營企業、黨組織全面進駐商業機構。若中國在新疆的暴政是現在進行式，似乎香港的專制機器也在明目張膽敲門了。香港正進入要異見者頭腦停止運作的年代，禁止表態，也禁止不表態；禁止沉默，也禁止不沉默。禁禁禁禁禁禁禁，總之要你動彈不得，無所適從。

香港終於有手信。香港終於有政治犯。香港終於有政治清算。這不是以邵家臻始，也不會以邵家臻終。這一點彰彰明甚，你知我知。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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