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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認識虛擬世界

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這個詞,本身是矛盾的。按道理說,虛擬的,就不是現實的。上周談到不一樣的人際溝通,正在影響人們認識世界、形成觀念的過程;而這種溝通,主要是通過網絡的虛擬世界。因而覺得教育界值得認真認識虛擬世界。

本文的標題,只是筆者對自己的一份功課,也算是對讀者的一個呼籲。

Steve Jobs的劃時代貢獻,是把手提電話變成了微型電腦;也就是把電腦變得個人化、隨身化,把一切溝通功能,盡納手掌之中。這種隨身的電腦,通過互聯網,可以無遠弗屆。於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距離,幾乎等於零;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時間差,也幾乎等於零。

網絡溝通 隨身瞬時

聽朋友說,1970年代,政府官員有公事與倫敦英國政府溝通,用的是便郵,寄出一份文件,來回起碼有兩周的等待空間。筆者1983年在倫敦念博士,打電話回香港,一張電話卡10英鎊,10分鐘;好肉痛。1986年,因院長病逝,從大連打電話回香港,需要到郵電局預約接線,而且聲音模糊。

俱往矣!現在人的生活,一天不知道要打多少個電話。其他的電郵和社交媒體一天會收到、送出、刪除多少個段訊息、照片、視屏?地鐵上,稍為觀察一下,隨時90%的人都在手機上活動。甚至走路、過馬路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在打手機。吃飯,即使是一家人,也是各顧各地盯住自己的手機,邊吃邊與外界溝通。

這些,大家都已經見慣不怪。反正,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參與人際的溝通。而這些溝通,都是通過隨身的移動裝置,在電子媒體的社交平台上,幾乎是不間斷地進行的。

這些溝通,也幾乎是瞬時的。發出訊息的一方,往往期望對方立時回應。對方問:「為什麼不覆我?」其實也許不過是10分鐘以前才發出訊息。在內地,微信上發出任何訊息,80%的機會,馬上就有回應。可以想像,人們是一刻不停地看着手機過日子的。

人們會說,這不是很好嗎?這不是說明社會進步了,溝通方便快捷了嗎?也的確如是。然而,這也說明,很多人基本上是在網上生活的。網上的社交生活,佔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或者說,他們的社交生活,他們的「朋友圈」,基本上是社交平台裏面的群組。

相信我們的讀者之中,不參與網上群組的,也許絕無僅有。在不同的場合了解到同一個現象:每一個群組,都會逐漸形成自己的「最大公約數」,即最大的共識。這不算是什麼新聞:從來即使是實際生活中的群組,也一定是組員大家「談得來」,氣味相投。

但是筆者注意到,在網上的人際交往,或曰「虛擬社會」,有幾點是與現實社會的人際交往不太一樣的。

一、數量:網上的群組,動輒幾十人、幾百人,甚至千萬人。那情形,就像是成千上萬的人,同時一起在討論;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不可能的。

二、然而,當意見出現分歧的時候,往往會開始逐漸出現意見的對立;繼而逐漸出現主流意見。

三、網上的社會與現實的社會很不一樣。一般人們在網上交往,會比較直接、坦率、不客氣,甚至粗魯。雖然不是蒙面,也有點像是半蒙面;道德與操守異乎平常(有學者把這稱為moral disengagement)。

四、因此,幾乎一定有些成員比較堅持,深信自己是對的,言詞也容易比較尖銳、尖刻、極端。

五、由此,持不同意見者,或者認為需要持平者,很容易感到被針對、圍攻、排斥,甚至欺凌。

六、由於在網上的交往、爭論,一般並沒有實質的利益關係,因此,處於下風的意見,會逐漸減弱,甚直消失;客氣的不出聲,不客氣的悄悄退出,甚至宣布退出以示「不相為謀」。

餘下的情境,就是群組裏面逐漸只剩下一種意見、一種聲音。筆者參與的一個群組,組員近百,都是成熟的知識分子;平均一天有近百條訊息,但是來來去去不出4至5個人的聲音,都是互相呼應的相同聲音。其他組員間有一兩句表示異議。於是,整個群組就剩下一種聲音。

另一個群組,也是近百人,學歷、履歷相若;不同的是,雖然出聲的也是來來去去10個人左右,但是和應踴躍,豎拇指「讚」聲頻頻;但是不「讚」的還是大多數。結果,群組裏面也是只有一種聲音。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兩個群組的聲音,是恰恰相反的;正好代表了社會的撕裂。但是,相同的是,群組裏面只有一種聲音。而群組與群組之間,不同的聲音是沒有機會交鋒的。假如只生活在其中一個群組,就會以為全世界都只有那一種單一的聲音。

如前述,他們日日、夜夜、閒時、忙時、吃飯、坐車、走路,都是沉浸在這種聲音裏面。他們會覺得,這是全世界的「共識」。

筆者曾經把這種現象稱為「小圈子共識」(英文的groupthink),即香港的潮語「圍爐取暖」、「同溫層」。

情感推理 自我圓滿

朋友提醒,這種現象正符合心理學裏面的「情緒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相對於「實證推理」或者「邏輯推理」。就是由於情感的激動,形成一種不經實證的信念,產生了推理的盲點。

日常生活中的「杯弓蛇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屬於此類現象。在社會運動裏面,就變成以立場出發,只相信符合自己立場的訊息(self-selected information),不辨真偽,深信不疑。於是把可能發生的,都當成必然發生;把想像中發生的,當成是在現實中已經發生。繼而編織支持自己立場的故事(self-fulfilling stories),自圓其說,堅信不移。在這個過程中,就容易混進許多謊言與造假,還以為自己站在有理的一方。

在香港,整種現象也許要比其他地方來得劇烈。第一、由於香港地小人多,容易聚集,隨時可以動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在大規模的群眾行動裏面,前後左右都是同類人,人們感到的「共識」,就遠遠超過媒體上的「共識」。「情緒推理」,就更加變成共同的思維方式。

第二、香港至今沒有相反觀點交鋒的場合和平台。不像任何一個社會,起碼大眾化的電視台,會有各方辯論的時事節目;香港卻是「若無其事」不斷的旅遊、搞笑、烹飪節目。於是,社交平台上沒有爭論,電視上沒有辯論。而報章,愈來愈立場鮮明;即使是堅持專業客觀中立立場的報章,也最多只能是各方兼顧,各自表述,沒有交鋒。因此,所有的意見,幾乎全部就在群組的小圈子裏面「圍內」發酵,完全不需要經受任何圈外的考驗與挑戰。

缺乏代表 沒有交鋒

第三、各類聲音都沒有代表人物。對立的各方面,誰是代表?有什麼綱領?有什麼策略?受到攻擊時,有什麼回應?聽到謠傳時,有沒有澄清?

在「沒有大台」的運動形態下,許多在議會、國際媒體爭取出聲露面的,都努力把自己扮演成運動的領袖,外人也信以為真。他們之中,其實誰也沒有左右大局的能力。

很多外國朋友問:How would it end? 筆者的答案:How would I know? ——「你問我,我問邊個?」

有時候不禁又想:假如我在社交大平台後面掌舵,那感覺就像是玩一場超級巨型的電子遊戲。可以隨意調動一切——調動抗爭群眾、調動警察、調動金錢、調動物資、調動學校、調動政客、調動傳媒、調動社會幾乎每一個角落,還可以調動台灣、調動國際外交、調動裏裏外外的反對勢力,還覺得也許可以調動北京。還有世界各地的疑似效法。彷彿全世界都在跟着我的音樂跳舞。那種滿足感,是無與倫比的。

這種滿足感,遠遠超過任何政治野心,因為這是毋須負起責任、毋須付出代價的。

這與本欄介紹過的英國脫歐一役,何等相似!Dominic Cummings並非一個政治野心家,而是一個政治遊戲的戰略師(Strategist);他的野心,就是打一場好玩的政治遊戲。他餵給群眾「求變」與「仇恨」的飼料,成功令脫歐贏得公投,拍拍屁股就走了,留給從來沒有預備脫歐的政府,收拾殘局。很多人還不知道自己被耍了。

筆者不懂政治,只是想弄懂,人們是怎樣在短促的時間內,忽然各自抱着頗為極端的立場與思想,不顧基本的道德操守,釀成極端的社會撕裂與破壞。而且,這種現象,正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以上只不過是筆者極不成熟的觀察。教育界的朋友,也許從自己的學生群裏,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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