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9日

丁望 思維漫步

述職重在表忠 深層次糾結多

行政長官16日在北京述職，向兩總（總書記、總理）滙報「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作情況」。北京黨媒的報道，僅限「客套話」和兩總的主要提示。

總書記肯定行政長官的「恪盡職守」、「勇氣和擔當」；總理稱她「迎難而上，殊為不易」。

兩總都提到香港「深層次矛盾」，但語氣有差異：總書記在讚揚，總理則是鞭策。前者說：「你……認真研究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後者則說：「特區政府要繼續努力，……加緊研究解決香港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効忠於核心 穩坐釣魚船

兩總的談話最特別之處，是提升香港「形勢嚴峻」的程度。總書記首次稱香港處於「非常時期」。總理說，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複雜局面」；又謂「香港經濟已出現明顯下滑」，「還沒有走出困境」。

北京究竟有何政策、舉措助港「走出困境」，黨媒並未觸及；香港應對危局有什麼辦法，也是「不公開的內容」。

這幾次行政長官述職，給人最深的印象，是向上級表態効忠，而上級則重申支持她和特區政府。

在北京政治生態「左轉」之下，地方官表態効忠甚至說一堆感恩的話，已「習以為常」，黨媒也常引述這類表態話。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之紅頭文件，反覆呼籲「兩個維護」。文件稱：「總書記掌舵領航」，「是深受信賴和擁戴的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做到「兩個維護」，「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

有高幹表態：「深刻認識維護……總書記這個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的極端重要性，不斷強化在忠誠核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捍衞核心的思想自覺」，「堅決維護……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權威」。

在「黨領導一切」和極度集權體制下，北京強調對港的「全面管治」，又把原本屬特區自治的事項上綱至「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層面，特區的自治、自主空間被不斷壓縮。

按《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既對中央政府負責，也對特區負責。但是，現實是：她是以表態効忠續獲取「中央支持」，香港民意如何，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並不影響她的職位，至少現階段並未被「問責」。

「修例」（送中案）闖下大禍：G20 高峰會有「雜音」，美國頒布《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台灣的選情從替國民黨「助選」翻轉，民進黨的蔡英文可能因「港局」而連任；港人追求《基本法》規定的權益，發起一系列和平請願或激烈的抗爭，導致北京所說的「嚴峻局面」。

在常態之下，闖大禍者須向民眾負責，也應問責，但她卻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沒有真正的問責機制，《基本法》關於對香港特區負責的規定，便成了法律白條，主流民意也被漠視。

港人求真相 掩蓋積民怨

由「修例」引發的社會抗爭，至今仍未平息。其因之一，就是官方迴避主流民意，自恃有「支撐力」而我行我素，聽不進民眾的聲音。

「修例」雖已撤回，但「反警暴」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主流民意。不只參與抗爭者有此訴求，社會精英階層或親建制派的一些商界人士，也認為不能迴避。

「修例」以來的公權暴力（政府的DQ舉措和警暴），積聚了民怨。七二一和八三一的「場景」，給許多港人、移居外國的港人留下惡劣印象。行政長官並未為此向民眾道歉，卻因建制派的區選大敗道歉，令民怨更難消除。

官方不應漠視民意和港人的知情權，而掩蓋七二一和八三一的真相；應使「執法」行動完全遵守聯合國和香港的法律規範，關注人格尊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從宏觀層面調查（不與監警會的微觀個案調查職能重疊）和檢討官民糾結，可以還原真相、提出改善施政的取向，官方為何一直逆民意而行？

靠強大的警力和催淚彈，或可平息街頭武鬥，但官方不能正視民怨，迴避抗拒陸化（大陸化、一制化）、護衞兩制邊界、維持「香港原貌」的願望，施政是不會順暢的。

解決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無疑是緩解官民糾結不可或缺的部分。

深層次矛盾 須政治改革

所謂深層次矛盾，是2003年溫家寶總理訪港時觸及的話題，他未詳析「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李克強總理這次提到「加緊研究解決」的，也未詳說什麼內涵。

從香港的主流民意和民間社會的抗爭去觀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錯綜複雜。在經濟層面，貧富懸殊大，中、低收入者在經濟發展中受惠太低；沒有自主性的單程證制度，實質是大量引進貧困人口，大大增加扶貧、公屋壓力；過分依賴低消費（奶粉、尿片和茶餐廳飯盒）的自由行旅遊模式，都必須切實改善。

在政治層面，行政、立法機構結構大傾斜，政府依賴建制派和警方而漠視民意；引入大陸式的政治預審（DQ），民眾仍未享《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普及而平等選舉）權。

以人為本，消除政治制度的弊端，切實推行確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改革，護衞自由和司法獨立，香港才可能有較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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