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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1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層層審查不見天日 札斯惕斯由明入幽

甲、

內地友人「飛鴿」傳來兩文。一為刊於十一月十二日《寧波日報》的書評〈飯後閒看醬醋茶〉,作者蔡體霓,評的竟然是拙作《好吃》,沒想到這本不足二百頁的小冊子,出版十年後仍有「書評」(香港天地版則於二○一○年出版)──不論褒貶,筆者確有意外之喜!

傳來另文為李靜睿十一月四日的〈金庸碎片〉(共八則),顧題思意,寫的主要是金庸先生的「其人其書」;友人所以傳此文,皆因第二則記述此一筆者已印象模糊的舊事,錄之如下:「我提前大半個月就睡不着覺,寫了不知道多少個採訪提綱,約到了好幾個還算挺厲害的人。其中我最想採到的是林行止,但他考慮再三,最後只接受了書面採訪,那篇五六千字的問答被幾個領導輾轉斟酌,依然沒能發出來,現在想起來,那是關於香港接下來十年的準確預言,而預言理應被禁止。我很久沒有聽到過林行止的消息,剛才搜了一下,他已經快八十歲了,依然在給《信報》寫專欄,依然無所顧忌,和爭當政協委員的香港商人比起來,香港上一輩文人們有一種讓人感動的放肆和熱情。」

為報章寫專欄,不管每周七天、五天還是現在的三天,都是全職工作,筆者因此「謝絕採訪」(有人因之為筆者起了這個諢號「行人止步」);當然,事情總有例外,對那些誠意可感且問之有故的,筆者有時要求以「書面答問」出之,同時聲明要在本報刊登……。

上面這段描述,筆者已記不清楚。據李女士在第一則的記述:「二○○七年五月,我和同事去香港採訪回歸十周年……」。想來這次「訪問」應於是年進行,稍後有空當「查找」舊文,若有所見,也許可發為一文……。李女士說,筆者「放肆」,以內地「不得妄議中央」的標準,並無「過譽」。

無論如何,這段短短二百餘字的記述,透露了一點非常寶貴的訊息!

乙、

寫畢中美「爭霸」數文,想起曾於《甲寅》(Tiger)見有關文字,東翻西抄,果於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一號(期)見之。《甲寅》的編者秋桐,為我國「著名民主人士、學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章士釗(行嚴,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的筆名。章氏熱衷政治,惟特立獨行,不入政黨(如同盟會);一九○五年流亡日本,學英文;一九○七年赴英,翌年入蘇格蘭阿巴甸大學,修法律、政治及邏輯學……。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章氏「攜眷回國」,投身政治,曾任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司法及教育總長;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政協常委……。章氏受知於中共,皆因一九二○年曾「眾籌」二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作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共黨員的生活費);而在中共成立後,「章氏在共產黨員身上看到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變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識字分子」大都知道(起碼曾聞其名──筆者是其一)的《柳文指要》,便是章氏傳世巨構。這部大書引起筆者的興趣,為其寫作與出版過程。章氏一九六○年著此書,一九六五年成書後送毛澤東「批審」,毛讚多彈少,經過數度小修後,因作者未讀馬克思唯物辯證法,仍有不少無產階級無法接受的觀點,但終於在「毛主席關懷下得以出版」,時在文化大革命火紅之年的一九七一年九月!

從英國回國兩三年後,一九一三年章氏因受「政治迫害」,再度流亡日本;翌年創辦此言論「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議所得壟斷」(錄自「本誌宣言」)的月刊《甲寅》(扉頁註明「日本編行」)。百餘年前有此識見,令人欽佩。

丙、

《甲寅》創刊號有「通訊」欄(即今之「外行」──非編輯部仝人的作品),內收數文,其一為〈世界大勢與中國〉(不具名,僅書「致甲寅雜誌記者」),記「日本言社會學者建部遯吾」的演講,當中這段描述,於今仍「合用」,錄之如後:「建部氏略謂,今世號稱一等國或強國者,不外國能存在一語,而國能存在之實據,又不外處此國際競爭弱肉強食之間,而其國能卓然有以自立。夫弱肉強食云者,即我不滅彼彼必滅我之謂,此言雖似太過,然靜察今日之大勢,結局無不如此,故所謂帝國主義,人皆知其以兼弱攻眛為期,實則彼為維持其國之生命,不得不然,非好為之也。質言之,帝國主義者,即使我國不被滅於他國之主義云耳,然欲我國不被滅於他國,必賴有抵抗他國之實力,能抵抗斯能進取,能併吞斯能保存,此今日之大勢,亦帝國主義之精神也。」

「大國」相爭互鬥弱肉強食的情況自古以然,今日亦大致相同。說「所謂帝國主義」一段,不正是今之美國對中國凶神惡煞的寫照!?

同期《甲寅》有秋桐〈札斯惕斯〉一文,「札斯惕斯」為Justice之音譯:「英語有曰札斯惕斯者。涵義至廣,自愚觀之,與吾公道二字差合,吾國邇年之乏公道極矣,於是有心者爭為公道之言。梁任公先生為庸言報,首以是說宣之於眾……。愚雖於梁先生之譯語,不欲苟同,而其歐語標題,則實足令人膜拜,以當今晦盲否塞之秋,而有所謂札斯惕斯現其微光以照於世,則吾民他日自死而之生,由幽而入明,其所以導之必此物也。尤可喜者,此心此理,今之君子約略同之。」

可惜,百餘年後,北風凛冽,香港的「札斯惕斯」有由明入幽的趨向!

丁、

剛收到格蘭德十月中旬出版的《白芝浩──一位維多利亞時代偉人的傳記》(J. Grant : Bagehot...),近十頁的前言尚未讀完,便見正在信手翻閱的《甲寅》創刊號有秋桐的〈白芝浩內閣論〉,譯自白芝浩名著《英國政體》(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第一章〈內閣〉(The Cabinet)。讀此近二十頁蠅頭小字且無標點的長文,非常吃力且多處不明其意(怪筆者不通文言文),但對百餘年前便已向國人推介「英國政制」的章士釗,不禁肅然起敬。把Bagehot譯為白芝浩,既有中國色彩復沾染英國氣息,是這些年來未被後起之「秀」改譯的名字。

筆者對白芝浩(Walter Bagehot , 1826-1877)的興趣,不在其有關英國政制的建言,而是他對創辦於一八四三年《經濟學人》的建樹;他於一八六一年獲委為這本雜誌的總編輯,死於任上的一八七七年!白芝浩短短一生,「主要為《經濟學人》而活」!

在一九九三年《經濟學人》創刊一百五十周年出版的《理路的足印──《經濟學人》史》(The Pursuit of Reason;一五年三月十五日本欄略及這本書),這冊近千頁的巨著,有專章並多處談及白芝浩,筆者在「引得」(索引)草草一數,約有一百一十頁之譜。他對該誌走上成功之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於茲可見。留意經濟評論的讀者,肯定讀過《經人》「隆巴特(銀行)街」,此長壽專欄便為紀念白芝浩的巨著《隆巴特街》!

白芝浩一八七三年的巨構《隆巴特街》(Lombard Street :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從當年一宗銀行危機論說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在功能上的差異,同時作出不少具建設性倡議(如發行「財政部債券」),被視為有關建構獨立於政治的西方央行經典之作(初版之年一共「三刷」)。格蘭特的這本書,有專章剖析此書。不少論者均指白芝浩文筆流鬯可讀,但傳媒人出身、格蘭德的文筆肯定更易讀。順便一說,格蘭德為不公開發售的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的創辦人兼總編輯,舊日《信報》財經版用過不少這份「通訊」的資訊。格蘭德數年前已「傳位」其子,專心著述,頗有所成。

閒讀偶拾

‧戾氣漸消二之二周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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