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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3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學校裏面沒有敵人

還有一個星期,中小學就要開課了。大家都會關注,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如何開學?學生還未開學,教師的暑假則大都已經結束,準備開學。

罷課是一個議題。就筆者接觸的中小學教師和校長,看來大面積罷課的情形,成事機會不大。不過,不管罷課是否成事,罷課確實是一個拿來討論的好議題,舉一反三,可以幫助我們剖析很多問題。

學校不要成為政治戰場

不論是哪一方面,都承認香港社會現在存在嚴重撕裂。承認社會撕裂,也是一個剖析問題的好起點。既然是撕裂,也就是:一、對於一些關鍵的問題,社會存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二、這些不同的看法,又不是非常明顯的壓倒性一面倒(當然,困在社交平台的群組裏看,任何一方都會以為自己是絕大多數;又或者把對方作為錯誤的敵方)。

學校和教師並不生活在真空,也是處於這樣的環境裏面。罷課,也必然要放到這樣的環境中來考慮。首先是教師,教師之中,對於目前香港的事態一定也存在着明顯的分歧(教師之間,似乎「撕裂」這個詞用不上;很少聽說教師會因為政見不和而在校內unfriend、吵架、不合作的;這是香港教師專業精神的表現)。假如有「罷課」這個論題,教師一定會在校內作政治辯論或爭論,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也不可能要一些教師在政治上服從另外一些教師的政見。

擺在學校面前的是:社會上的衝突,要不要搬到學校裏面?上一次,2014年「佔中」後,2015年教育2.1做了一個普查,其中一個發現:很多老師很自豪,認為社會撕裂,學校沒有撕裂,因為學生已經習慣在時事問題上討論、辯論、爭論,因此沒有因為意見不同而引起衝突,更沒有引起敵意。筆者曾經在本欄特意報道:「校長們引以為豪的;佔領運動以後,學校裏面沒有因為學生政見分歧而分裂;而且學校的『復元』,比社會的『復元』要快得多。」(2015年10約9日〈沒說的故事…〉)

學校裏面沒有敵人。一所學校裏面,教師為了共同的目標,教育學生。教師之間,即使是意見有分歧,並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專業目標,更不會視意見者為敵人。也不會因為政見的分歧,而改變他們的教育實踐。這是一個專業基本的道德,就像醫護人員,即使在戰爭時期,己方的戰士與俘虜應該一視同仁。實際上,在一些學校已經出現不妨礙自己的專業責任, 而又能表達自己個人政治取向的創造性局面。一所學校,教師分別帶上黃、藍的領帶,但是大家相視而笑,並無尷尬,更無敵意,反而和諧得很。他們說,慶幸有這麼一塊地方,我們可以真正的「和而不同」。

真的,也聽到有教師說,學生也生活在莫衷一是的社會大環境中,應該讓學校成為他們覺得可以平和生活的「非戰區」,也有說是「保護區」(shelter)。也有更積極的說,要讓學校擺脫「仇恨」的支配,起碼在學校可以體驗「沒有仇恨」(hatred-free)的群體。

總的來說,學校不是政治戰場。即使是極端的 「攬炒」,也請放過學校。筆者最記得在哈佛教書,一位助教來自巴勒斯坦,她說:在巴勒斯坦,每天早上,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把孩子平安送進學校;因為路上很不安全,孩子進了學校就放心了,每天如是。在目前的香港,就是因為社會的動盪還沒有平靜下來,就要珍惜學校這塊園地,不要把學校捲進社會動盪的漩渦。

這裏有一個問題:教師作為專業人員,是否有權利有義務作政治表態?有校長說:不應該把是否罷課作為學校的政治面貌。說到底,沒有人有權要學校作任何政治表態,也沒有人有權要教師或者校長作任何政治表態。校長、教師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沒有權利以校長或者教師的專業身份,在政治紛爭中作政治表態。也不允許他們超越專業的操守,去作政治表態。最近有教師由於作出攻擊性的政治發表,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而退職,可以說是一個典例。這一點,需要教育界認真思索。換一個角度:作為教育專業人員,在專業崗位上,他們沒有義務要政治表態。或者說,他們有權利在本身的專業崗位上,不作政治表態。也可以說,他們應該受到保護,不必在崗位職務有關的事情上,作政治表態。最近有校長因為沒有參與政治表態的活動,令學校受到滋擾,應該說是這位校長堅持了自己的專業立場。

不要忘記,學校還要向家長負責;家長也必然有種種分歧的意見,沒有理由要家長因此而捲進一個不必要的政治漩渦,或者引起家長爭鬥一番。打個譬喻,教師假如罷課,其結果卻不只是影響教師本身,而是影響全體學生,我們要考慮是否有權代替學生和家長作出政治性的決定;這是與一般罷工最不同的地方。不過,學校會面對社會上種種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相信學校必然能夠從專業的立場來處理。罷課之餘,家長與校友也會主動要求、游說、脅迫學校參與某種政治表態,甚至政治活動。香港的學校,似乎對於這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原則與經驗。

這裏有個呼籲:希望家長、校友、社區,大家全心合力,尊重學校的自主與決定,保護這塊園地。

學生罷課,則是不同的一類問題。香港的學校似乎也有了經驗。18歲以上的學生,他們有自己的權利。在學校來說,缺席需要向學校請假,這也是保護學校主權(integrity)的一部分。這裏不涉及缺席的動機,也就是說,不會因為缺席的動機而加以額外處罰,或者例外豁免。大家都不希望把社會上認為「違法有理」的理念,搬到學校。癱瘓學校,應該不是任何抗爭的目標。同理,18歲以下的學生,缺席需要請假,但是需要家長信。

學校不要變成政治工具

目前最需要學校和教師思索的,是教師如何與學生交談最近的政治事件。這就關乎教師的專業操守,見諸《教育人員專業操守》。1992年編寫《操守》,筆者時任教育人員操守議會主席。教育專業人員操守的重要一環,是基於教師對學生有其有形無形的權威,因此要提防教師由於這種權威而侵犯了學生的權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教師對自己校內的學生,作課後有償補習。

在政治方面,請讓筆者重複年前的兩段文字(2014年4月11日〈教師的政治掙扎〉):一、要學生關心政治。在今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是教育的必須。周圍的環境,充滿着政治,不能在把政治看成是瘟疫,把學生與政治隔離。但是若要如此,教師本身就需要關心政治。教師也毋懼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見解。

二、教師的責任不在於要學生接受自己的立場與見解。政見是飄忽的,這是政壇的常規。把學生綁在某種政見的戰車上,把學生的思想固定在動態發展的某個定點上,不是負責任的做法。教師對於學生有權威關係,學生大致總有服從教師、信任教師的基本傾向。教師須要時刻留意這一點,否則就會變成香港人最反對的「政治灌輸」。這是香港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使然。上述「佔中」調查報告,教師的首要關注,是學生的安全!歸根結柢,香港的教師不是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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