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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香港的最大公因數

事到如今,香港的政局已經到達一觸即發的地步,徘徊在制度崩潰與民眾玉石俱焚的邊緣。每周末的民眾衝突、警民衝突所演變成的大型流血事件,讓香港蒙上了一道難以抹去的陰影。暴力升溫下,社會趨向兩極化。

是次政治風暴發酵至今,力挽狂瀾所需要的政治勇氣及能力門檻愈來愈高。如果政府及示威者要在這段時間引進一段冷靜期,理論上對局勢降溫絕對有利,但要滿足雙方議定的預設訴求,難度並不低。在探討這個有潛力的解決方案前,我們必須釐清幾點重要的論點。

一、「割席」的迷思:論社運升級的邏輯

政府及部分建制派人士眼中對示威者的定型大約有兩點:第一、他們要不是受到外國勢力所支配,就是受部分別有用心的輿論領袖所「煽動」;第二、只要政府堅守「焦土政策」,最終就能如2014年雨傘運動一樣消耗示威者的政治資本及民意支持,最終「撥亂反正」。姑勿論示威者立場的對錯,這種自欺欺人的管治思維缺乏對示威者心理的根本掌握。了解示威者並不代表「認同」示威者,前者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欠缺而後者才是一種價值審判。可是政府卻把兩者進行根本性混淆,導致其「離地」式的形象及言論。

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當中,有一學說強調社運的軌跡,某程度上取決於民眾所構建出的一個共同想像體(imagined community)裏的「共同價值」及「共同概念」。每一周的警民衝突印證着社運圈子裏「暴政」及「警察濫用武力」等論述,這樣的焦土措施不但不會消耗最激進人士的「意志」,更是加強了本來溫和或和理非人士的同情心,令他們對社運的成功更加有個人「歸屬感」。

再加上2014年雨傘運動的「和理非割席」被視為導致運動最終慘淡收場的罪魁禍首,而社運人士對他們眼中政權傲慢而毫無同情心的回應,種種原因導致連和理非的泛民議員及反《逃犯條例》人士也對示威者的暴力表示默許,以公開示意(signal)他們仍然欲留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所構建出來的同溫層內。政府膚淺呼籲和理非與暴力人士割席,根本就是與他們的心理脫節。要解決暴力,必須因着社運人士心理「解鈴」。與此同時,抗爭日趨激烈,最終只會導致社會兩敗俱傷,令港人及示威者都付出萬劫不復的代價。

二、政權的隧道視線

政府到底糾結在哪裏?相信在林鄭月娥班底眼中,政府對示威者做出任何讓步,只會導致嚴守的堤壩「決堤」,令民眾得寸進尺,向政府「逼宮」,並把政府管治威信化整為零。更有人指出,讓步會令建制派難以向選民交代,很有可能會影響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結果。相反,不讓步而以警察鎮壓示威者,既可對中央作出交代,又能避免失去面子,乃是政府眼中的「上策」。

這種天真遐想,反映出在政府的隧道視線(tunnel vision)裏,他們看不見連中間溫和市民對政府管治威信已經產生的失望、建制派對他們拖累今明二年選情的憤怒、中央對「一國兩制」在港府一連串政治失誤後岌岌可危的爛攤子的強烈不滿——這些種下來的果,無論特首如何「堅持下去」,早已是根深柢固。與其繼續受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s fallacy)所牽制,倒不如負責任地做出部分讓步,以獨立調查委員會及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以換取一個社會冷靜期,讓港人能夠在極端政治中得到喘息。

三、行為構建價值:武力的循環

警察對群眾所使用的武力升級,相信絕大多數人皆有目共睹。催淚彈在地鐵站裏蔓延、胡椒噴霧及警棍成為驅趕市民集會的基本武力、警察在不少影片裏追打示威者或懷疑有違警員及人權法守則。與此同時,極端「勇武派」使用的武力也同時升溫,採用香港罕見的武器及武力「抗衡」他們眼中的「黑警」的政權。兩者暴力升溫,令香港財產、市況、市民人身安全、商戶受到嚴重創傷,更是對警民關係造成不可修補的破壞。

空談社會「亂象」很容易,但又有沒有建制中人試圖了解現象背後的邏輯?

社會學裏有操演性(performativity)及引述性(citationality)概念(詳見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論述),當中指出個人行為往往受現有制度限制所訂定及操作,透過「引述」既定的行動原則及定義,把既定的「規律」操演出來,從而鞏固規律在人心裏的堅不可摧。有個別警察把示威者描述為「曱甴」,或有人士把所有警察統稱為「警狗」。雙方之間的去人化(dehumanisation)正是為警方執法行為提供引述及「論述基礎」。警民之間上演着一場操演出來的戰爭,激發雙方充滿怒憤的敵我心態。武力循環若不能及時阻止,後果不堪設想。

四、沒有大台的進退兩難

很多人皆認為,是次民眾運動的獨特性在於其在沒有大台下仍能持續長久,反映出「be water」與「核爆都不割席」思想的影響力,更展現出橫向性組織(horizontal)的威力。這種沒有大台、只有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半強連結(quasi-strong ties)所維繫的社運模式,令不少建制派思想衝擊甚大,更令政府束手無策。

但在人人皆是大台的氛圍裏,運動不免出現進退兩難的局面。意欲談判的人既並不能代表運動的大多數,也懼怕成為大台而被其他人唾罵或指控為騎劫。就算對話進行後有一定成果,亦缺乏廣泛認受性。就算有心的中間人意欲進行和解協調,也無從入手。雖然沒有大台下的社運仍然能夠遍地開花,但可以進行對話的空間也同時收窄。政府也可以很容易地以「對話無法進行」作為強硬回應的包裝理由,令局勢繼續僵持惡化。

五、衷心了解為對症下藥的前提

要解決當今社會難題,各方持份者須以衷心了解為未來行動指標作依歸。破除同溫層,跨越同溫層之間的銅牆鐵壁,需要的不只是少數能夠遊走在各邊之間的人士,更是需要一系列沒有前設、沒有「生硬大台」、沒有官腔或充滿仇恨輿論的和解對談。但空講對談,根本是離地千丈——對話需要雙方了解對方的底線、追求目的、可以接納的共同點,以及對雙方最基本的尊重。

如果政府做不了,大可以由專業人士、德高望重的學者、前高官等出來,成立一個非立場為先而以真誠對話為重的談話平台,讓真正的示威者直接與政府高層對話。對於林鄭月娥來說,這絕對是挽回局勢的接近唯一方案;對示威者來說,也是離開勇武的一個下台階。

「易地而處」(reversed positionality)不應只是一個理想。如果示威者能夠從政府角度分析政府視角及態度,或官員能夠真正地了解民情而不是把示威訴求曲解為單純的經濟民生問題,相信雙方在堅守原則立場的同時,更能策略性地尋找能夠接納的方案。相反,政府如果繼續閉門不出,只會令更多市民,包括中間游離或政治冷感人士,對其施政失敗感到痛心疾首。政府如果每天繼續呼籲示威者「冷靜理性對話」,但又完全沒有展示談判的勇氣或開明橄欖枝的話,只會令示威者認為他們在玩弄公關,罔顧民意——又談何對話?

六、中間派的衰與興

上周談到「假中立」與「偽持平」的黑天鵝。其實香港確實需要一種「中間勢力」,去遊走在示威民眾與政權之間。但中間有很多種:「離地」的中間人喜歡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然後道貌岸然地等待明天來臨。他們很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喜愛講「法律」或「國際視野」,然後呼籲示威者「放下暴力」。他們的訊息立場也許並沒有錯,出發點也未必有錯,但在如今社會撕裂局面裏只能火上加油。

相反,香港需要貼地而願意拉攏兩邊的「中間人士」,把示威者及政府核心消息帶至雙方大本營中,構建一個「中間同溫層」,讓不同實際立場或政治取態的「溫和派人士」能夠參與其中。這才是這次政治危機裏中間光譜的真正歷史任務。這些人必須沒有過多政治包袱,亦不應是某個陣營立場鮮明的人士。

七、最大的公因數

香港最大的公因數是社會的和平穩定。建制派及商界不用多說——前者以「和平穩定」作對自己支持者招攬的主要口號;後者的收入及資產與香港的穩定掛鈎。與此同時,中央需要香港穩定,以穩定國內如今政治動盪及確立「一國兩制」的可行度。與此同時,大多數示威者並不想自己或他人受傷——試問誰人會想頭破血流,把自己推至危險邊緣?這段時間不少香港市民人心惶惶,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想香港「恢復平常」。

但須知道這次運動過後,「平常」再也不平常。和平穩定不能只是一個表面概念。如果社會深層次撕裂及對立沒有得到正視解決,任何所謂的和平皆只能是短暫的平靜,抑壓着最終會再次爆發的衝突。

圍城外民眾的吶喊,圍城裏的人聽到嗎?

後語

最近發現每次寫完專欄與專欄刊出該天之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實在難料。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四,希望這個周末香港人能夠平安渡過。大家保重。

黃裕舜_牛津大學政治哲學碩士生、牛津政治周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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