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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7日

楊庭輝

公民抗命難再成為香港主流抗爭模式

2013年初,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參照馬丁路德金和約翰.羅爾斯的公民抗命模式,倡議發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後來有評論指佔領馬路表達真普選訴求的行動,屬於間接型公民抗命,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直接型公民抗命存有明顯分別。不過,近年香港的政治生態顯示,縱然抗爭活動遍地開花,公民社會亦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不論是直接型還是間接型的公民抗命,也難再成為香港的主流抗爭模式。

愛恨交纏取代愛與和平

或許這樣說,公民抗命的支持者亦分為原則派和務實派。原則派認為,即使暴力抗爭的方式能夠達到更佳的效果,抗爭者亦應秉持愛與和平的非暴力原則作道德感召。然而,在高度對抗的環境下,抗爭者在心理上甚有可能由愛與和平轉變成愛恨交纏的狀態。這種情況在雨傘運動的中後期已開始出現,在是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運動中更為明顯:爆發示威初期,有些基督徒和教牧走到示威現場高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試圖以愛去感化警方和示威者,但這股力量在近期的示威活動中已悄然被邊緣化。

務實派則認為,非暴力公民抗命之所以值得支持,在於它既比暴力抗爭容易得到大眾的支持或同情,亦比和平合法的抗爭方式更有效向政權施壓;一旦這些優點不復存在,務實派不一定會鐵板一塊堅守公民抗命的抗爭模式。換言之,務實派發動公民抗命的最大理據是,傳統的和平合法抗爭手法已經失效,因此示威者必須升級使用違法的手段來抗爭,但這種違法的抗爭模式仍然是相對克制的,原因是它對非暴力的手法仍有一定的堅持。

然而,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的案例正正明確告訴異見者,發動公民抗命的成本遠高於和平示威,卻不見得更有效達成特定的政治目標:曠日持久的佔據行動會被政權的消耗戰術「陰乾」。當然,有些學者和評論人認為雨傘運動不是公民抗命,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構想在雨傘運動中並未能付諸實踐,但這種進路或會得出公民抗命在香港還沒正式實踐出來已告夭折的結論。

成本高昂效果存疑

另一邊廂,相對於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在對付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者時明顯更不克制。接近兩個月來,警方一直採取迅速清場的策略,這反映出它也希望與示威者速戰速決。可是,警方的策略進一步抹殺公民抗命的可能性,原因是示威者難以再透過非暴力的方式,把抗爭活動維持一段足夠的時間。

如是者,不論前線示威者試圖打破抗爭的缺口,還是抱着「縱是遺憾收場,都必須跟你明刀明槍」的心態,他們也勢必會升級使用武力。在警方濫用武力、濫捕和濫告的情況下,如還有抗爭者提倡實踐自願接受法律制裁的公民抗命模式,他們遭到前線示威者的唾棄並非什麼稀奇的事。

從更大的格局來看,習近平領導的中共由始至終也視公民抗命為脅迫的手段,並認為倘若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讓步,只會助長抗爭者得寸進尺。在這個前提下,公民抗命不見得比和平示威和勇武抗爭有更光明的前景。

部分不欲冒太大風險的「和理非」只會繼續透過和平合法的手法象徵式表態。與此同時,有些「和理非」開始同情甚或支援帶有暴力元素的抗爭活動,組織公民抗命運動已愈趨吃力不討好。所以說,林鄭和警方固然對近月爆發的示威風暴責無旁貸,但導致風暴爆發的種子,其實早已在雨傘運動黯然落幕時埋下了。

楊庭輝_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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