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5日
示威遊行持續不斷,警民衝突也隨之而「be water式」遍地烽煙,上周六旺角、尖沙咀和黃大仙,以及昨天港島西區和銅鑼灣,先後爆發多枚催淚彈,意味着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風暴沒跡象緩和。示威者以及參與集會公務員的訴求沒有得到政府回應,抗爭行動將於今天演變為三罷:罷工、罷課和罷市。
三罷行動有多少人響應?缺乏水晶球的我們無法說得準,不過據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稱,該組織屬下所有工會已通過支持罷工,並呼籲會員參與行動,包括巴士工會、航空工會和港鐵工會等等;如果從事交通事業的員工響應三罷,今天的市面有機會處於半癱瘓狀態,因為各行各業即使不是主動參與,亦可能由於搭車不便而「被罷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題為《衰退風險》,指出暴力衝擊正逐步蠶食市民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未來的信心,也影響外商來港經商及投資的意欲,長此下去將增添打工一族和中小企的壓力,甚至飯碗不保。陳茂波雖然沒有明確使用「罷工」字眼,但他呼之欲出地說,「目前正醞釀的一些行動」,影響到民生和香港賴以成功的根基,傷及經濟元氣,受害的將是市民,請大家三思。
抗爭者認為,罷工一天對於香港社會正常運作不構成太大問題,約略等於天文台掛起八號風球而已。關於這樣的論調,商界當然不同意,例如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批評,罷工是不良意識,此風不可長,即使只是一天或一小時,亦不支持。吳宏斌又質疑罷工能否令政府「跪低」,更稱若他作為政府可能會更強硬。
這次罷工的肇因並非勞資糾紛,而是屬於政治性不合作運動,抗爭者的着眼點不是經濟或爭取員工福利,陳茂波的「財爺視覺」相信未必構成擲地有聲的說服力。既然是政治罷工,那麼不妨回顧歷史,看看有什麼類似的事例可以作為汲取教訓的殷鑑。
上世紀二十年代發生一場省港大罷工,時間長達十六個月,規模之巨世所罕見。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學生示威聲援工潮,租界英籍巡捕開槍鎮壓,造成十三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史稱「五卅慘案」。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處於「聯俄容共」時期,共產黨以國民黨名義發起罷工,號召香港工人參與,抗議英國帝國主義者殘暴不仁。六月開始,香港展開三罷鬥爭,提出的訴求包括:華人應有集會、言論出版、罷工的自由;取消華人驅逐出境令和笞刑;華人有立法局代表選舉權;勞工立法、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廢除包工制、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強制勞動保險;太平山頂應准華人居住等等。
半個月之內,參與罷工的人數多達二十萬,當時香港的人口才六十萬。罷工者受到共產黨支援,很多人離開工作崗位被接往廣州生活,廣州政府還封鎖香港交通運輸。影響所及,香港經濟蕭條,大量商戶倒閉,政府收入銳減,不得不向倫敦借款三百萬英鎊渡過難關。
省港大罷工取得勝利了嗎?諷刺的是,由於行動曠日持久,罷工者渴望從廣州回港與家人恢復正常生活,經濟受損的香港人對共產黨失去同情,倫敦撤換立場強硬的港督司徒拔,改派通曉中國文化的金文泰來港,採取一系列懷柔政策,譬如委任周壽臣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在港英政府的宣傳攻勢之下,省港大罷工的後遺症是反共意識深入民心。那就是說,罷工一旦極端化,抗爭者流失民意支持。
罷工是一把雙面刃,適當時機能夠用作談判籌碼,但進退失據的話則容易造成反效果。這情況,跟暴力抗爭極端化一樣,示威者必須慎防不當使用武力及過分擾亂社會秩序導致民意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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