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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3日

孔永樂

香港激進抗爭與後物質主義無關

自6月起,香港發生一連串示威運動,抗爭情況漸趨激烈。以往,香港大多數的遊行只集中銅鑼灣、維園、中環及金鐘等地。不過,是次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風波卻在香港各區遍地開花。除了早前包圍警察總部及立法會遭到惡意破壞外,最近連各社區公園及商場都受到牽連,例如激進示威者與警察在上水街道及沙田新城市廣場等地發生激烈衝突。無論政治取態如何,筆者相信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不願意每周看到流血、打鬥及嚴重傷人的局面。

青年激進源於多種原因

有人認為,香港的激進抗爭與年輕人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關。在安穩和富裕環境長大的新世代,比年長一輩更強調民主發展、言論自由及法治等理念。當這些目標變得遙不可及時,年輕人寧願以較激烈的手法爭取「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多於追求社會穩定、生活需要和人身安全等「物質主義」的價值。根據此觀點,香港青年的激進行為源於特區政府未能滿足政改民主普選,並且在DQ港獨候選人及處理FCC副主席簽證議題上變得強硬,是次因反《逃犯條例》修訂便把所有不滿情緒宣洩出來。

然而,這看法似乎未能解釋上世紀新加坡發生類似暴動的情況。1954年,新加坡仍屬英國殖民地,當年5月,一篇馬來亞大學學生雜誌的文章被控煽動罪,8名學生被補,學生還請初出茅廬的李光耀幫忙辯論。5月13日,大批學生包圍總督府要求對話,總督拒絕並出動防暴警察強行驅散,結果引發學生警察衝突,多名學生坐牢;即使其後華校生發動多次集會示威,但要學生坐牢的決定仍維持原判。當時李光耀還未執政,但從幫忙學生的過程中,對暴動的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新加坡經濟條件十分差勁,住屋也是嚴重問題。新加坡只有約9%的國民擁有組屋,大部分國民的居住情況欠缺理想。根據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961年的報告顯示,1961年底新加坡的整體人口約170萬,全國人口估計約有20萬至25萬生活在寮屋及貧民窟地區。這是「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推動新加坡華校生暴動反政府嗎?

從李光耀的回歸錄可見,他觀察參與抗爭的華校生具備良好的組織,經常到處爭取其他學生、家長及政界華人領袖的支持。不少他接觸過的學生都是理想主義者,不自私,一心只想推翻政府並準備好為此革命理念犧牲生命。此種傾向,不單令他們容易受政客利用,還令李光耀觀察到華校生蔑視法律的本質,但殖民地政府遲遲沒有對症下藥。

1955年4月到12月的9個月內,新加坡終於發生大規模政治抗爭,最嚴重的一次暴動更令4人死亡。多次抗爭中,大批旅遊巴接送學生到街頭,學生以石頭等作武器與警察混戰,暴動中有警員死亡,學生也被打死。李光耀認為,華校生暴動的根源是殖民地政府一直任由各社群自我管理,華人因此籌募自己的學校,使用自己出版的教科書,聘用自己的教師,建立自己的天地。最後由於社會環境等未能「上流」,變成一群憤怒青年。故此,李光耀從政初期除了積極打貪外,還大力宣傳高效率建屋。新加坡至今最令世界爭相學習的是其建屋政策。多年以來,新加坡建屋發展局一直維持每17分鐘建一個居住單位的驕人紀錄;2010年,建屋發展局更獲頒「聯合國人居榮耀名冊獎」。李光耀改革社會非常全面,不單應付人民黨內部存在兩派對抗的局面,還敢於處理教育敏感的議題,關閉南洋大學及根除華校極端分子。曾經,新加坡學生更要出示一張適合入學的證明書,才能進入任何一所高等學院讀書,這措施到1978年涉及政治活動的中學生減少到微不足道時才取消;華校生畢業生更未能在政府擔任高職,以免政府受到滲透。最終人民黨把握政治決策權力,威權政治結構基本形成,政府順暢地在民生及經濟等領域推行政策。

中國政府耐性並非無限

經過5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成為世界一流的發達國家,新一代青年也在富裕中成長。若然「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成立,為何現今新加坡青年沒有上街抗爭人民行動黨?2013年,新加坡的確發生40年以來的首次暴動,惟當時約400名印度及孟加拉的民眾襲警及焚車,但警方接獲通報後馬上出動大批警力,迅速控制現場。再者,新加坡青年並非暴動推手。這是否代表新加坡青年不追求言論自由及法治等價值?

今年3月,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發表「新加坡的宗教:私人和公共領域」的研究報告,當中顯示18至25歲的受訪者中,有近一半(46%)認為宗教極端分子也應該有言論自由。此外,新加坡曾有調查指出,約68% 13至30歲青年對死刑的支持度只稍微過半,比30歲以上者來得低。可見,新加坡青年的自由價值觀與香港及不少西方城市相似,只是對新加坡政府的管理相對較為滿意。

最近,新加坡前外交官在報章撰文,指香港缺少的並非民主,而是治理。筆者深感認同,無論2014年的「佔中」或近數月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街頭運動都源自許多香港人的焦慮。從街頭示威抗爭甚至連儂牆的張貼情況來看,香港人都擁有世界罕有的自由與權利。

在政治上,筆者不認為北京方面會直接干預來穩定香港,因為這樣做對香港是一個嚴重打擊。同樣,筆者也不認為中國政府的耐性是無限的。積極來看,香港人不能永遠等待中央政府出手處理問題,而且這不是維繫「一國兩制」的好方法。香港欠缺的,只是一個有膽量及具全面策略的政治人才,處理好香港的房屋問題及根治香港回歸多年來引起政治不穩的源頭。不然,從不少後殖民地的管治經驗看,香港的動亂可能持續一段長時期。這一代青年長大後,又有下一代青年的問題;阻止香港走向衰落,應該是這一代成年人須要肩負的責任。

孔永樂_城市智庫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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