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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

李子衝 觀潮篇

公務員班底乏商界背景一事無成

香港問責官員缺乏商界背景,搞經濟,如貨櫃碼頭;搞生產,如興建房屋;一事無成,一籌莫展。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城市發展如是,不前進,便給人家趕過頭,特別在急速發展的亞洲,一瞬間,周邊的城市「輕舟已過萬重山」。

九七前後,香港討論競爭力比較多,目的是尋找我們的核心價值,保留強項,繼往開來,展示東方之珠的光芒。其中一項是擁有優秀公務員團隊;的確,香港的公務員十分優秀,知識廣博、效率高、廉潔、極具政策執行能力,表現受到讚賞。

港英政制,港督是英廷委任,一般有豐富的政治行政經驗,並且受着英國民主制度的約束,因此管治尚算合情合理。當時的說法是,重要的政策由倫敦指示,執行由本地公務員負責。回歸後港人治港,最擔心官員缺乏管治磨煉,不懂外交內交,特別是對內地官員,一向溝通不足,這是對香港自治的一種嚴峻考驗。

回歸時,講求順利過渡,管治班子大抵不變,除了特首董建華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之外,全部都是港英時代的公務員。到董建華第二屆政府推動問責制,才肯於起用非公務員,而且正其名為問責班子,除梁愛詩之外,包括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以及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

受累官商勾結陰謀論

直至第五屆政府,林鄭月娥擔任特首,非公務員不足半數,部分是專業人士,真正來自商界則少之又少。特首方面,董建華是商界,梁振英是專業人士,曾蔭權和林鄭月娥都是公務員。香港就是給一句「官商勾結」搞到停滯不前,事事退步,任人超前。

商界和公務員最大的分別在數口。商界最着重成本,時間就是金錢,因此商界緊執死線,任何理由都不得超支、延期;不像政府公務工程,經常超支又延誤,令市民失盡信心。原因是公務員認定社會和諧最重要,對於法規,一絲都不能動,完全沒有酌情處理,這樣會被標上徇情枉法,烏紗不保。廉潔奉公是優良的價值,但是過度演繹,變得毫無變通,處處阻撓;為着保持中心角色,當作旁觀者,有權不用。

舉一些地產發展、興建房屋為例,整個過程有多次公眾諮詢,遇到反對意見,執法部門總叫你們自己拆解,自己尋求解決辦法;這樣對項目必然延誤,而公務員就避開偏幫或勾結的批評;但是發展一方,時間延長了,成本增加了,到頭來,房屋供應減少了,樓宇價錢上升了,這又豈是市民之福呢!

凡事過度政治都可能有這種現象,最大的代價就是經濟倒退,因此世界上出現商人參政的局面,早兩年美國總統競選,大家都以為華府精英希拉莉會大熱勝出,怎料殺出一個「無厘頭」的商界人物特朗普,無論他怎樣奇形怪行,一樣當選,顯示選民已經厭倦了華府政客那一套,希望政壇帶來一些商界元素,改善美國人民生活。

這現象在台灣有機會翻版。民進黨台獨路線雖然有一定支持,受到中國大陸的約制,經濟不前,因此出現專攻經濟的韓國瑜,能夠為國民黨在高雄翻盤,同時亦引起商人郭台銘對總統席位的覬覦,誰勝誰負,反映民間對經濟增長的期望。

香港不是要商人專政,總不應排出政治舞台之外。

李子衝_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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