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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日

羅康瑞

國家四十年改革開放之回顧及展望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親身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亦見證了港商和港人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場改革,並非一帆風順,只有在困難中汲取經驗繼續嘗試,才能取得今日的成就。40年前,中國是世界最貧困國家之一,與世界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聯繫。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8年時的人均生產總值僅為156.4美元,排名全球尾四。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1978年,全國人口為9.62億人,農村人口佔82%,當中貧困人口約97.5%。換言之,差不多所有農村人口都是貧困人口。到2017年,農村貧困人口大幅下降至3.1%。從1978到2017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佔全世界減貧總數超過70%。

經過40年的經濟改革開放,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字,中國佔世界經濟比重按市場滙率計算,從198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15%,現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為8827美元,排名全球71,躋身中等偏高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迅速發展的特色

那麼中國迅速的發展有什麼特色?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特色是「摸着石頭過河」,也就是一種務實、漸進的策略。

在經濟政策上,由基層開始,改善農民的生活,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農民開辦集體鄉鎮企業,生產服裝、玩具、日用品等輕工業。在私有財產得到接受之後,逐漸發展個體經營和私營企業等民營企業。

中國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1979年開始設立的4個經濟特區(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通過「三來一補」,中外合資以至獨資等多種方法,引進外來資金、設備、技術推動中國工業現代化和與世界先進經濟的聯繫,不但首先增強沿海地區的經濟實力,而且通過輻射帶動內陸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

中國改革的另一特色是採用「雙軌制」,就是在推進市場經濟的同時,沒有即時取消計劃體制,而是讓新、舊兩種制度共存,以減少變動和維護社會穩定。

當然,兩種制度也會互相競爭,例如在八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在滿足國家計劃的產量後,超出的部分可以在統一價格的上下20%浮動,自由訂定出售價格。在這個過渡性制度中,一些人利用權力獲得低價物資,倒賣到市場上賺取差價,造成市場混亂和貪腐,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基於雙軌制的經驗,後來在推行改革的時候,對過渡期間的負面因素都作好防範和控制,逐漸發展出一套靈活而穩健的改革方法:由點帶面、先易後難;先試驗、再總結經驗、然後再推廣,以便控制風險。

中國改革模式的另一個特點,便是長期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包括堅持市場化,和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大方向。

從1978年11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和在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準為標準,突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也結束了「姓資姓社」的爭議。

自此,中國市場化的速度得以加快。這正回應鄧小平七十年代所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

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也是經歷了重大的改變。

八十年代,各地推出出售公房的政策,但因缺乏購買力和社會配套基礎,收效並不大。隨着九十年代城鎮發展迅速,導致住房需求增加,中央繼續推出補貼售房、集資合作建房、出售公房等多種政策。到了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正式取消,住房市場化的改革亦得以全面推行。取消福利分房在內地帶出了一個新商機——房地產開發。

過去20年,內地的房地產行業催生了許多大規模開發商,其規模在其他國家都沒法相比。去年,商品房銷售面積是17億平方米,銷售總額是15萬億人民幣。有30家房產公司銷售超過1000億,這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所激發出的企業家精神,在那麼短時間內可以培育出那麼多龐大的企業。

另外,中國在大政策方向的連貫性也可見於其對外開放方面。除了在國內設立經濟特區,開放城市,上海浦東新區和一系列開發區外,中國對開放的堅持也反映在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國1986年開始申請「復關」,經過15年的談判,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不單使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及貿易進入一個新時代,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中國更迅速發展成為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貨物出口由1978年的98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2635億美元,增長230倍。

中國出口在世界的排名由1980年的30名上升至2001年的第6名,2009年開始更高居第1名;中國出口佔世界的份額由1980年的0.9%上升至2001年的4.3%,再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12.8%。自此,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然而,入世也意味着中國國內市場必須面對外資企業進入的挑戰,增加了國內市場競爭的激烈性。入世前,國內曾有人擔憂入世會對內地農業、工業帶來衝擊,帶來更多失業。但事實證明,入世加速了中國外貿增長和工業發展。此外,加入世貿吸引更多外資,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多邊貿易體制也推進了中國在經貿方面的規範化。

實踐式改革 積極回應問題

中國經濟在二十一世紀初期能取得快速發展,與二十世紀末中國政府對銀行改革及不良資產有效處理相關。

中國政府於1994年開始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把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離,並發行特別國債,注資國有商業銀行。

到了2000年前,由於計劃經濟留下來許多的問題,國有銀行當時出現大量不良貸款,可以說技術上已經破產。

於是1999年中國政府決定透過成立信達、東方、長城和華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接收從國有的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所剝離的不良資產;更把四大國有銀行改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然後上市。

試想想,要跨越龐大制度的重重難關並不容易,但最終在2005至2006年間,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都成功在香港上市,不單籌集和充實資本,也提升管治、問責、風險管理和透明度。

為國有銀行輕裝上陣創造條件的同時,4家資產管理公司本身也先後在2010至2016年間進行了股份制改革(2010信達、2015華融、2016東方與長城),逐步發展為綜合性金融控股平台。

與時並進的開放策略

隨着整體經濟水準提升及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國也意識到對外開放戰略也要與時並進。2001年實施「走出去」戰略,並正式寫入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和「引進來」緊密結合。在走向國際化的道路上,人民幣國際化是引起很多關注的策略方向。

2006年,中國人民銀行在報告中就提及人民幣國際化設想,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即擴大跨境人民幣的使用,推動資本項目的開放。其中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就是一個試驗場。

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台階,由過往追求增長速度,轉向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改變增長模式及經濟結構,開拓新的增長動力。

中國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新一浪的開放政策,以「共商共建共用」的概念實現全球化和「走出去」。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為沿線地區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實現互聯互通。

而這幾個戰略目標與中國企業「走出去」亦是密不可分,所經之處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並一直伸延至歐洲,當中包括不少新興市場,覆蓋全球。這一輪的開放,中國希望利用自己的實力,在技術、產能和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與世界其他國家一道,聯繫全球,拓展全球化的產業鏈,與全球分享發展的成果。

對於中國內部經濟的發展,近年中央政府大力推行創新、創業的「雙創」政策,也正能建立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架構與制度,並以鼓勵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的人才,創造長期增長的動力。「雙創」也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項重大措施,也是為配合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一個重要策略。

香港是貢獻者 也是受益者

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既在不同層面和領域作出一定的貢獻,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貨物貿易方面: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內地佔香港全球貿易比重只有9.3%,40年後的今天,內地佔香港全球貿易比重已經超過50%。現時,內地既是香港最大出口市場,也是香港最大進口貨物來源。服務貿易方面,內地亦佔香港服務貿易總額達約40%,所佔份額亦是最大。

從這些數字可見,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為香港經濟帶來不少機遇。大家會問,在今天,香港的功能和地位是否已被邊緣化?

我認為隨着國家的經濟發展,香港在某些功能可能會淡化,但新的機遇及功能角色又會浮現。在中國開放的初期,重點是吸引外資在國內設廠進行生產,香港廠家便是第一批轉移到內地去。在製造業北移的過程中,香港不只帶去資金,更重要的是引進了生產和管理的技術。近十多二十年,香港到內地投資的行業已經開始轉變,從偏重製造業變成更多元化的投資,包括服務業、地產業等。

在貿易方面,雖然香港作為貨物轉口港角色相對減弱,但作為貿易仲介樞紐的角色並沒有減輕,仍經營大量的離岸貿易。在這個開放過程中,都為香港的製造業和商貿相關行業帶來蓬勃的發展機遇。

近年,中國採取「走出去」策略,讓香港不單成為「引進來」的管道,更成為內地雙向國際投資平台,在協助內地企業管理海外投資項目的同時,香港的金融及專業服務也受惠。金融體系改革長遠而言將涉及資本賬逐步開放、人民幣逐步邁向自由兌換等領域。舉例說,自1993年青島啤酒作為首家H股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香港從此開始了協助內地企業直接籌集海外資金的管道,當中更協助內地企業提升公司治理水準及透明度。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促成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經過內地和香港各有關機構的努力,在內地尚未有《公司法》和《證券法》的情況下,兩方設計了擬在港上市的國企公司章程內的必備條款,以滿足香港《公司法》的要求,也可以看到中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另一例子。

同時,內地企業來港上市,也大大增強了香港資本市場的規模及在國際上的地位。

中國走出另一個發展模式

總結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國的改革開放,採取了漸進式的獨特模式:大膽探索、穩妥前進;先試驗、再總結經驗、然後再推廣開來。

重要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堅定不移,雖然政策上會因應客觀環境而須作適當調整,但基本概念穩定而有連貫性。

事實上,在處理經濟改革,中國的「摸着石頭過河」與其他國家的「休克療法」是截然不同的方式。九十年代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在短時間內廢除國有經濟,取消經濟計劃,全部放開價格控制,企業全部私有化,結果是俄羅斯生產總值跌了近半。

當然,中國的改革模式並非盡善盡美,過程中也有產生許多不同的問題,例如到九十年代中期,在進行企業改革,對經營不善的中小型企業採取重組、出售,甚至關門倒閉等措施,導致失業人數增加,影響社會的穩定;有些地方的改制過程透明度低,不規範,出現了利益輸送等不公平情況,值得總結經驗教訓。但在面積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的國家,改革過程總體上算是相對平穩。在面對改革過程出現的問題,中國也能積極回應,處理國有銀行不良貸款便是一個成功例子。

隨着國內外的環境變化,中國對外開放戰略也能配合與時並進。由「引進來」到「走出去」,以至「一帶一路」倡議,均反映了開放政策在轉變的環境中,不斷演變。

展望未來:香港的角色

中國的發展穩步前進,但過程中仍有許多重要、困難的問題需要處理,我覺得,香港在當中可在以下幾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

‧「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是由中國提出,但「一帶一路」要成功實施,是需要全球的資源參與和支持。中國一家人是沒辦法承擔起來,政治上也不可行。

香港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是可以扮演「一帶一路」國際投資平台的角色,吸引全球資源到「一帶一路」項目上。

同時,許多「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就如40年前中國還沒有改革開放時一樣。在內地改革開放過程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在「一帶一路」的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

香港貿發局亦自2015年開始,致力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國際商業合作平台,通過大型國際論壇、商貿投資配對及貿發局全球50個辦事處,為內地、香港與海外企業穿針引線,締造商機。

‧國有企業改革:過去20多年,中央政府說了許多次要改革國企,效果都不明顯,因為國企改革要變更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安排,體制的改變,阻力非常龐大,是否可以借助香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擔任試驗田的角色?

例如,在投資「一帶一路」項目上,為國企尋找外國合作夥伴,讓這些國企學習外企運作模式,與國際操作模式接軌,增加透明度。

還有,國企上市重組,是重要的改革方式之一。香港不但資本及流通量大,沒有外滙限制,金融制度高度國際化,稅制和法律制度相對完善。對於內地企業來說,可以通過香港上市融資或改革重組,再進一步企業化和國際化,繼續「走出去」,投資海外擴展業務。

‧金融市場改革及風險防控能力:在中國擴大金融市場開放的同時,需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提防發生金融和地方債務風險。

香港金融市場有成熟監管制度,和擁有國際經驗及視野、法律金融知識的人才,可在提高中國金融業的宏觀調控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方面發揮作用,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

‧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及全面自由兌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在今天世界政治形勢錯綜複雜情況下,人民幣全面自由兌換還有一條漫長路,在目前內地資本賬仍未實現自由兌換之際,可否考慮利用港幣作為一個過渡方案,在「一國兩制」下實施「一國兩幣」?

例如在粵港澳大灣區或其他自貿區,建立港幣金融特區,讓人民幣與港幣自由兌換,投資和買賣都以人民幣計價,並以港幣結算。

這個方案可以充分利用港幣自由兌換的功能及香港金融系統管治優良的優勢,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造一條快速而安全的通道。

‧房屋價格問題:對於內地的房屋價格高企的問題,是否可以更好地協調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功能,把政府功能與市場分開?房屋雙軌制是否可行?

例如借鑑新加坡及香港,建設大量公營房屋,無論房地產市場如何波動,都可保障基層百姓有安居之所。

總括過去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用一個長期、漸進而務實的態度,是能走出一條高速發展的道路。

今天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當中「一帶一路」構思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通過多國合作共贏的新模式,可以大力推進全球的社會經濟發展。

香港雖只是彈丸之地,只要能配合中國發展的大方向,在不同階段創造及發揮自身的優勢,相信定能繼續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大局中擔當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講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本文根據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學演講內容整理)

羅康瑞_瑞安集團主席、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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