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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中美貿易戰前傳:《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

中美貿易戰冰封三尺,除了涉及兩國貿易、科技和宏觀戰略,中國如何以現在的方式崛起,與美國主導數十年的國際金融體系自身問題,也關係至巨。

冷戰結束後,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一力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但促進各國經濟繁榮的許諾,卻轉變為不同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失落,令各國紛紛探索其他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是箇中佼佼者,而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也有類似思維模式。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斯蒂格利茨(Joesph E. Stiglitz)曾是上述體系局內人,曾任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對上述體系的問題坦然不諱,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正是針對這些問題的有力回應。他的名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雖然成書十多年,今天回看,依然充滿啟示。

國際經濟組織何以失敗

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介入不同地區經濟危機的政策,以兩大意識形態主導的條件為大前提:需要幫助的政府必須承諾舉行多黨制民主選舉,以及市場經濟自由化,例如大幅削減政府開支,行財政緊縮政策,裁減、精簡和整併國內經濟和金融機構,放鬆對外資的限制,提高利率,推行貿易自由化等等,才能換取貸款,並須接受IMF監督。背後假設是新自由主義的「無形之手」調節機制乃普世價值,所有經濟行為只能靠市場自身的調節而運作,大政府角色基本上屬邪惡,尤其是非民主產生的政府更是必須取締。

然而,斯蒂格利茨在親身經歷中,卻逐漸發現上述假設忽視了重要一點;在發展中國家、乃至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力量本來就未足以自我調節,而且相當脆弱,任由力量不足的「無形之手」自行運作,只會帶來災難性效果。因此,在這些國家,政府的干預和介入,至少在過渡期是至關重要的。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19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正是典型例子。不論對南韓、泰國、印尼或是其他身陷危機的國家,IMF都不問具體狀況,機械式地推出類似自由化方案,如開放市場、降低政府作用、緊縮財政政策、開放資本賬等,除了令這些國家失去經濟主導權,亦令國內經濟形勢惡化。

例如南韓在1997年11月,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580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後,在短短一年內,貨幣大幅貶值,大量企業被外資併購或破產,失業率上漲至7%。南韓在2001年8月提前還清貸款,成為其中一個最早在金融危機恢復的國家,但那3年多被IMF控制的日子,仍被不少南韓人視為國恥。

又如IMF向印尼提供貸款時,提出了苛刻的財政緊縮和經濟改革條件,令印尼盾大幅貶值,觸發通脹飆升。1998年2月,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滙率的聯繫滙率制,亦遭IMF反對,更以撤銷援助威脅。

縱使這些國家都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但IMF的負面形象已深入民心。研究IMF的學者博格頓(James Boughton)有如此名言:「國際貨幣基金已經背負着壞老闆的形象,而且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介入,開始發號施令。」

斯蒂格利茨再以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葉利欽治下開始推行休克療法的失敗經驗,指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根本無從幫助俄羅斯由共產主義平穩過渡至資本主義,只會加劇貧富懸殊,令寡頭崛起,貪污橫行,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卻持續下降。

縱使IMF在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時持續提供貸款,依然無法阻止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8年8月崩盤。普京後來強勢崛起,一改葉利欽時代的親西方政策,重新中央集權,聲言「讓俄羅斯再次強大」,成為新興民粹領袖的樣板,正是上述背景的產物。

自由主義經濟有局限

斯蒂格利茨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局限,乃作為其主要推手的世界銀行、IMF等組織,本身在決策上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經常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和修正,就直接推出種種「離地」建議,往往漠視受援助國家的具體狀況和當地民眾意見,弄巧反拙。

2001年,阿根廷爆發的經濟危機為例,指出IMF提供貸款時,要求阿根廷執行嚴厲的「零赤字」財政計劃,而在阿根廷政府無法履行目標時拒絕再提供貸款,令阿根廷陷入破產邊緣,不久失業率急劇上升到25%,直接導致南美整體向左轉,正是IMF高層完全漠視阿根廷國情的副產品。

特別是阿根廷曾是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IMF高層對其「自古以來」的了解理應透切,依然以一刀切方式教條化處理,更見制度官僚的僵化。

戴卓爾夫人在冷戰末年,提出所謂「TINA」概念:「there is no alternatives」,指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反映除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別無他途。然而IMF坐大十多年後,新興經濟體卻紛紛尋找「alternatives」,中國外交適時以「沒有任何附設前提」為口號,針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毋須強迫改變就能獲得援助」的慾望,就逐步成為足以和美國體系比併的新金主。

當然,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提供貸款的「不設附設條件」,只是說不會像IMF那樣干涉政體運作,而不是說不用付利息、不用抵押品,這都是「一帶一路」的基本理念,這裏不贅。

教條式主導時代成過去

由於本書涉及時任IMF首席常務副理事費希爾(Stan Fischer)等人的個人負評,它雖然被不少大學列入教材,但在財經精英小圈子中相當不受歡迎。時任IMF研究主管羅戈夫(Kenneth Rogoff)在致斯蒂格利茨的公開信中,除了反駁後者對基金高層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批評外,也指出在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無能,往往比市場的脆弱無力更甚,因此外部適度的介入乃有其必要。《經濟學人》對此書的評論更認為作者充斥着對IMF的情緒化批評,應叫作《IMF的許諾與失落》,才更符合實際內容。

但愈是這樣,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卻隨着「中國模式」成功挑戰「華盛頓共識」而成為經典,他更在2014年預言「2015年開始,就會是中國世紀元年」。

特朗普現在的政策,其實和中國一樣,都在嚴厲反抗IMF等組織昔日的所有信條,無論中美貿易戰結局如何,都反映教條式意識形態主導的時代,已一去不返。

 

(編者按:沈旭暉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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