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1日
香港過去10年來的政治撕裂,除了成為國際舞台的飯後話題以外,更是令大多數港人對議會政治以至回歸以後的中港關係感到絕望。從6年前的反國教思潮到2014年的「雨傘革命」,以至2016年旺角衝突、2017年的議會宣誓風波,以及特首林鄭月娥上台以後短暫但充實的蜜月期——香港政治的紛擾不斷,更令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競爭力在內憂外患之下不斷消磨。
對於泛民,尤其是當中的激進派來說,他們並沒有讓步的本錢。大部分「黃絲」支持者在他們眼中的中央的所謂步步進逼下(這自然未必是在描寫這客觀事實),對他們的代議士的期望自然是需要他們走向更加偏激而激進的所謂「抗爭手段」。
口號為先 不切實際
有小部分對傳統政黨感到厭膩的人士,更是投身意識形態及口號為先的港獨思潮,抱着既不切實際而又故步自封的天方夜譚想法,妄言透過表面「勇武」而實際上懦弱的手段地亂指槍口,同時更令傳統泛民陣營內部分裂加劇,毫無建樹。
泛民議員如果在這個時候「妥協」的話,只會淪為被惡意攻擊的對象,從而失去政治資本甚至議席。與此同時,在這個派系鮮明的非常年代裏,建制派往往也對與泛民合作或溝通感到乏味。在政治正確與高風險地伸出跨黨派橄欖枝這兩個選項中,前者永遠比後者來的容易。
在這個政治環境下,務實而溫和路線(頗為貼切地形容林鄭月娥上任後最初的立場)變成一條非常難走的「一線天」。但筆者認為,正正因應現有的政治膠着,議員及政府有責任及必要走出一條務實的第三條路。
務實並不代表毫無原則地為妥協而妥協,更不代表什麼所謂的「投共」或「牆頭草」,而是代表一種能夠放下黨派標籤而為市民做實事的政治道德觀(moral vision)。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經提出,在英國傳統左派與保守右翼之間的「第三條路」,當中把右翼對市場模式的追求與適當的政府管理所糅合,在效率(efficiency)與公義(justice)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從而滿足社會裏最大多數的利益。
把第三條路放諸香港政治框架裏,有人指可能會是一個「兩頭不到岸」而「四不像」的方案。這並不是一個恰當的評價。
香港的第三條路意指,在務實主義下,議員應該有效地選擇並優先處理能夠得到雙方認可而對市民有利的方案——這比如可以是對籠屋的管理,又或者是對醫療制度壓力過大等因症下藥的中短期措施。
需有承擔的從政者
此外,議員應把不必要的議題政治化(unnecessary politicisation)減免——並不是每個項目或政策都要牽涉到中港關係或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而建制泛民雙方經常性的上綱上線,只會令弱勢社群及需要援助的市民感到意興闌珊。身為代表民眾利益的代議士,議員有必要義務去進行務實的政治談判,以助政府進行施政。
務實主義要求議員能夠放下政黨標籤,從而充分勇於聽取及了解對方的立場及意見。有人可能會說,這種合作精神不要說在香港難行,今時今日連在民主制歷史悠久的英國或美國等國家中的政局,也出現意識形態及黨派身份下的撕裂及僵持(polarisation and stagnation)。要打破政治枷鎖,放下黨派鬥爭,談何容易?
這種說法並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但筆者相信,務實除了是一種義務之外,更是一種選擇。香港每年有不少有意投身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相信在不少的有心人當中,並非人人皆是旗幟鮮明的純建制派或純泛民或純本土派。有志之士不應對香港的現況感到冷感。香港需要一群有願景但更有務實主義及承擔的從政者;而年輕一代裏的務實精英,除了是香港的未來棟樑,更是香港政壇所需要的活血,打破藍黃分明的僵局。對務實主義的論述不應只停留在口號的層面上;香港需要有承擔的政客,更需要能夠平衡實幹及理想的領導人才。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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