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4日

丁望 思維漫步

許章潤再發聲 評論極權野蠻

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再次發出為民請命之聲，批判極權主義，說當局「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一要務」。他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他直率進言：「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於一黨一派之私利，視天下萬物為黨派的囊中之物，做萬年專政之南柯美夢。」

5年前左轉 改革已終止

許章潤教授不僅是法律專家，也研究政治史和歷史文化，關注社會現實。就現實的政治糾結、社會的現代化取向，以學理分析的視覺發表個人見解，直面體制弊端、民間期望；在獨立思考中，秉持讀書人的良知、甘冒政治風險為民請命的勇氣。

去年7月，他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刊於民間的天則網），對於文革回潮和「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死灰復燃」，表達讀書人的焦慮，並呼籲正視「極權回歸」。本欄對此曾有述評。

上月，適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官方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他再在天則網發表長文〈低頭致意，天地無邊〉，名為紀念「改革開放」，實為改革「終止」而悼亡。他的第二篇長文〈自由主義的五場戰役〉，是接續前文的社會批判，從「改革開放」的話題帶出「大數據極權主義」。

官方或官方附和者說：「改革開放」已有40年之久，今後是持續改革的「新時代」。許章潤則說：「『改革開放』已於5年前終止」，「40年慶祝大會落幕，號曰慶祝，實為葬禮，正式宣告『改革開放』徹底結束」。他慨嘆：「大家這才明白，路已堵死，不再期待……實質性舉措了。」

他說：「以行政調整和事務性變革，冒充『改革開放』意義上的大轉型，來搪塞糊弄舉國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他請求：「道明時間表與路線圖。而終點就是建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

政局轉變，回到毛時代的「秦制苛法與階級鬥爭」。他說：「令大家深感難以昂首做人」，更擔心「安生苟活」？難以「昂首做人」，只因「大數據極權主義」。

回歸毛極權 處處老大哥

這是許章潤自創的新術語，未解釋其意涵。按其行文判斷，是指當權者增強並利用大數據設備和技術（雲端技術），更嚴密監控社會大眾。從大數據搜尋敏感詞彙、人名，到人面識別器的廣泛運用，達致「維穩」的預防效率。

英國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預言性」在於無處不在的「老大哥」，利用新科技嚴密監控社會。作者描繪的場景，就在當今「造神」的「崛起的中國」。這種場景，正是「大數據極權主義」的一部分。

在許章潤的社會改革理想中，啟步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本應深化經改並推行政改，實現「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民眾享有自由（包括精神信仰自由）、平等、民主，讓民眾在政治參與中「昂首做人」。現在，大家卻面對天天喊兩維護、四偉大和大國領袖引領全球的造神。他說：「幾年來……訴諸文革式理念與治理方式，汲汲於所謂家業永固，可謂昧於時勢……終究難以為繼。」對文明與野蠻的差異、博弈，他着墨不少。他提到現在全能型的「大數據極權主義」，帶有「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精神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的野蠻性，形成「怪胎」。

對於向外宣傳「命運共同體」和「引領全球治理」，許章潤也有異見。他認為當政者「必須以分享公共權力的方式締造自由」，在法治秩序之內，讓民眾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方能邦國永固這一立國之道」。現實卻是「對內……鉗口屏聲，壓根兒不承認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與民主自由為敵，將億萬人民當作黨國的人質。」

他慨嘆：「連自己的國民也不善待，還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嗎？」

「一黨領導」體制是執政黨的集權體制，往往從寡頭集權轉為強勢人物（領袖）的個人極度集權，形成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家長制、一言堂，社會遠離自由、法治的文明之道。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王朝，就是極權主義的產物。

權力無制約 潛在危機大

英國學者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德國╱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比較研究希特拉、斯大林及其政黨，論析極權主義，觸及極權主義侵害個人自由，民眾被奴役而淪為工具。哈耶克認為，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比希特拉的法西斯主義更加殘酷、野蠻。

1980年代，中共中央評論文革的文件，批判文革時的法西斯主義專政。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論及未能防止文革的主因，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此論突顯個人極度集權的社會禍害。

在斯大林、毛澤東之後的個人極度集權政體，同樣有「造神」運動和嚴密的社會管控，形成類似「文革浩劫」的潛在危機，其主因就在於權力無窮大、不受有效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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