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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2日

戴耀廷 法治人

營商、資訊自由與法治

自由市場經濟要順暢運作,一項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資訊自由。若商人不能掌握充分及準確的資訊,做商業決定時,就好像走路時眼睛蒙上黑布,自然很容易做出錯誤或不利於己的決定。

大量資訊 政府掌握

也是說,沒有資訊自由,自由市場經濟是難以正常運作的。但單單依靠「法律與秩序」及「法律與司法獨立」這些低層次的法治,是不足夠保證資訊自由的,因要確保資訊自由,對權力制約的要求是挺高的,也需要法律能實質保障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

很多商業活動都會受政府規管,政府在作所有決定時,包括不作規管的決定及各方面關於營商的決定,手上必然掌握很多重要資訊。因政府擁有大量的資源去收集、整理及製造資訊,本質上官方與民間在資訊上已是不對等的。若沒有資訊自由法,民間包括商界並沒有權利取得這些由官方掌握的資訊,或只有一些與官員關係密切的商人才能取得官方資訊,結果都會是不公平的。

通常來說,官員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過程中,都會產生不少資訊,而這些資訊也會存檔;問題是,如果沒有規管官方檔案的法律,涉事的官員可以刻意地把不利於某些人的資訊不存檔,或把一些涉及敏感資訊的檔案銷毀以換取利益,也不用承擔任何罪責。另一方面,若政府制定一些非常嚴苛的官方保密法律,過度限制公民發放資訊的權利,那麼即使有人能從官方檔案中找到一些重要資訊,他們也不敢披露。

由於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壟斷資訊,一些關乎公眾利益的資訊,唯有當一些在政府內工作的人員基於他們良心的催逼,才有機會被披露出來。他們就是所謂的「吹哨者」,但若沒有法律保障「吹哨者」確保他們不會被秋後算賬,一些有機會接觸到敏感資訊的人,即使知道披露是合乎公眾利益的,卻因不想惹禍上身,結果這些資訊還是會被埋掉。

政府還可以用不同方法進一步把民間與官方的資訊不對等的差距拉遠。即使政府不公開手上的資訊,民間還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去收集資訊,但政府可設定各種限制,使公眾不能自由及公開地收集資訊。

由於一般市民未必能完全驗證資訊的準確性,政府也可用嚴苛的方法如誹謗法、發布假新聞罪或其他控罪,去阻嚇公眾發布資訊,以收寒蟬效應。

一般市民未必會主動收集資訊,故很多時候都要依靠新聞機構或新聞工作人員,運用他們擁有的資源和經驗去收集、整理及發布資訊。若新聞機構或新聞工作人員受到各種限制,也就是沒有了新聞自由,公眾包括商人的知情權就會受到傷害。

政府也不一定要用威嚇手段直接干預新聞自由,它可以讓一些與其關係密切的商人收購新聞機構,就可以間接操控這些新聞機構的編採方針,而這些受操控的新聞機構,自然不會發放對政權不利的資訊。此外,因新聞工作者很多時候要依靠別人提供資訊,若他們可以被迫披露消息的提供者,那也會窒礙新聞自由及資訊自由。

霸道手法 難以制衡

更甚者,政府可透過官方的渠道、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新聞機構,以及一些政府能操控的民間媒體或人士(所謂五毛),扭曲資訊甚至發放假資訊,以達到某些政治效果,如打擊反對政府的人士。由於資訊不對等是相當嚴重,故被針對的人士會處於極不利的情況,難以透過自行發放真確的資訊去制衡政府的霸道手法。

還有更甚者,政府可以用各種手段去強迫民間機構或人士,披露他們手上政府沒有的資訊,那令資訊不對等變成絕對地傾斜向政權一方。最惡劣的情況是,政府以各種手段強迫民間機構或人士發放政府要求的資訊,製造一種民意是附和政權的假象,那麼人們就是生活在一個資訊完全不可信的社會。

由於民間包括商界缺乏獨立的途徑去取得資訊,所有重要的、與營商有關的資訊,實質上都是由官方提供,一般人根本不能驗證官方提供的資訊是否真確。也是說,即使政府大量發放虛假的資訊以配合政權的政治需要,也沒有人可以提出挑戰。

試問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所能收到的一切資訊,都很可能是假的或由官方生產出來的,商人靠着這些資訊如何可以做到正確的商業決定呢?上述的種種情況,若沒有「法律與制約」和「法律與公義」的法治層次,是難以糾正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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