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1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早籌謀規限民主 選票貶值以港為最

一、

溫哥華列治文市市長選舉，早有結果；結果大出筆者意料，那位紅當當的郭紅女士，在六名候選人中排第四席，得票二千九百四十多，只及成功競逐連任的馬保定（Malcolm Brodie, 1949-）三萬零四百五十二票的「零頭」。「老馬」二○○一年首度當選，歷屆競逐連任均勝出，足顯這位紐約出生的律師，政績極佳、甚孚民望。

列治文人口二十萬左右，當中主要為中港兩地的亞裔人，佔約百分之七十一，正如十一日本欄所說，憑目測耳聞，這些人中以說非閩南腔普通話者佔大多數，筆者因此斷定以郭紅律師北大出身的背景及其令多心人聯想到紅色娘子軍的競選排場和陣勢，中選機會不低，哪知全盤落索！與郭女士同聲同氣的同胞竟然不投她一票，說明有了自由，人們多半會按自己的意願作選擇。

以加拿大的政情民風，誰人當上地方首長，都很難甚且可說無法改變社會常態，因此，地方首長對「民生」也許有點影響，但早已溶入DNA的價值觀，肯定不會受動搖。列治文市長選舉活動已告一段落，令筆者再度為文的原因，是有感於此小城選民的取態，多少反映了華裔外籍人士（不然沒有資格投票）對內地的政治取向。

自從中國全方位崛興，硬實力令世人增廣見識、軟實力開始從四方八面滲透西方社會，加上銳實力讓人提心吊膽之後，非黑非黃的非我族類莫不對中國處處提防，以免被中共的意識形態牽着鼻子走。這種情況絕非出於種族歧視或文化疏離，而是帶有強烈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政治意識和體制上各走極端，各有各的優缺點，就是無法融和，因此，也許各地經濟上從與中國交往中獲益匪淺、大有進賬（盲人可見的例子是遊客湧入帶旺了「大街及暗角（如賭場、妓寨）經濟」），但為防患於未然，仍多方（有官式有民間自發）設法排拒中國潤物無聲式「入侵」。有紅色政治背景的人從政，十之八九被選民否決，有的甚至被褫奪參選權利（例子見諸澳洲和紐西蘭），自我上色染紅如郭紅女士的敗選，正好看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老話，有一定道理。

二、

列治文的選情，讓筆者不期然想到香港的議會選舉。以當前的人口政策，在「可見的將來」，來自內地的新港人成為「大多數」的可能性甚高（那要看有多少香港土著移民和再移民的速度），這些人來港滿七年成為選民之後，會否按照京意（本地親共傳媒和政團的明示、暗示及物質誘因）投票？在一般人（如筆者）的想像中，聞京樂起舞、照京意投票也許是獲准持單程證來港的隱形條件之一，因此，新港人佔人口大多數建制候選人必勝!?不過，當人有選擇自由時，便傾向憑己意投票。換句話說，要控制香港的選情，在仍然必須於世人面前維持香港自由面貌的顧慮下，並不容易。

假設有部分新移民「忘恩負義」，渾忘黨養育栽培之恩，在物質上享受香港福利和精神上吸飽自由空氣後，認為投票給與站在所謂建制派對立面的候選人一票，才是減少香港受內地政治污染的保障，因此令建制派選情失色，但這對大局起不了絲毫作用！所以如此，不得不歸功於八十年代在本地政壇「叱吒風雲」的政治變色龍羅德丞（一九三五—二○○六），他提出成功規範、箝制立法局（會）內民主力量的「分組點票制」，奠下民主派（也許說反建制派比較精確）無法成為議會內主流力量的基礎。自此之後，香港政制發展尤其是雙普選的貫徹，便在這條崎嶇難行的路上，「循序漸退」，經過多次「微調」，如今民主派已「鑄定」成為無法力挽狂瀾、有議事空間而不能左右遑論否決當局的施政綱領及制定「惡法」的少數派。在這種局限下，身為港人選出的代議士，他（她）們可以在議會義憤填膺激昂陳詞或擇善固執不辭風雨催淚彈走上街頭抗爭，即使他們摒棄門戶成見、黨團偏頗，團結一致、「槍口對建制」，充其量只能成為香港尚存一點民主氣息的點綴，起不了扭轉大局的作用！滿腦子老左思想的新移民，在獲得自由之後按自由意志不投親共候選人一票，即香港選舉出現「郭紅事件」，亦無關宏旨，影響不了大局，以議會的結構令非建制議員成為有口無牙的少數派！北京是政治大玩家，其調控政治的技巧，本已高人一等（高在港英治下百餘年不知政治為何物的港人數等），加上有槍在手，令香港的「反對派」注定成為徒勞無功族群。北京玩政治的超高造詣，在把立法會「打造」成如今模樣上，充分顯露！

香港「政壇」現在已進入新境界，那些仍據理力爭多方反對建制施政的政客，雖無法否決當局的施政，卻仍有生存空間（發展空間則極有限），其在「政壇」上活躍，不僅僅有為民請命的正義感、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彰顯了香港仍是有別於內地的自由民主的另一制（相信不久後會成為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這種情形下，那些經常站在公義一方反對建制的政客，只要不觸及北京的政治「底線」（經常變形走樣的「紅線」），肯定仍能與建制派「平起平坐」以至有在某些利益議題上分得一點餅屑殘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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