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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0日

戴耀廷 法治人

解開香港法治之謎

李家翹和蔡俊威兩位香港學者,雖非法律本科,但運用本身學科及跨學科的知識及分析,或許解開了長期困擾香港法學研究的一個謎,就是為何香港不是一個民主體制,卻可擁有相對高度的法治水平。他們在之前的著作及最近在《明報》發表的3篇長文(政治的法律化:一、〈香港法治的地緣政治邏輯〉;二、〈迫出來的法治改革〉;三、〈法治作為意識形態〉),提出了相當具啟發性的觀點,大致可總結如下:

七觀點甚有啟發

一、即使港英殖民政府在很早期就把普通法的法制移植至香港,但並沒有真的讓法治在香港生根。

二、港英殖民政府是在二次大戰後,才認真在香港實施法治,卻不是出於什麼文明使命要為香港帶來法治進步,而是基於冷戰時期地緣政治的考慮。她雖是殖民者,卻不享任何絕對優勢,反而基於地緣政治的情況,因應實際的政治需要,以推行法治來防止港英殖民政府陷入管治的困境。

三、因應二次大戰後出現的管治混亂,港英殖民政府為了提升管治的運作效率,首先只引入了兩位學者所說的「依法懲治」或「法律與秩序」(或我所說的「有法必依」)。

四、之後,港英殖民政府面對更嚴重源自地緣政治的政治衝突,才被迫進一步推行包含了司法獨立的法治(或我所說的「以法限權」)。港英殖民政府以一切都要依法由獨立的法院去裁決為出路,好抽身於統治着鄰近的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與在香港仍殘留着勢力已走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及其背後的美國政府之間的政治衝突。

五、當港英殖民政府看到推行法治所能帶來的好處,就更進一步把法治變成一種管制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以鞏固已建立起的殖民地管治和法治制度。

六、香港這個中國人社群,本身並沒有法治傳統,但香港民間透過大眾媒介和文化生產,配合了港英殖民地政府,用了幾十年時間把法治高舉至為香港社會神話般的堂皇敍事。

七、他們也借古鑑今,希望中共及特區政府明白,維持香港法治才是當前最佳的政治選擇。

他們的分析框架很具啟發性,我也是長期思考他們文中討論的問題,受他們的啟發,我嘗試作一些補充及提出一些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兩位學者主要分析了二次大戰後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法治發展。

兩大問題值得探討

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至主權移交前,尤其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港英殖民政府進行另一輪的法治化,把法治由「依法限權」的層次,再推高至能保障基本人權的「以法達義」層次。當時面對港人的信心危機及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譴責,要在數年後把600多萬港人交回中共手裏,英國政府為了能光榮撤退,不能不提升香港的法治層次。法治化再次成為應對當前政治挑戰的不二法門。

但除卻地緣政治的考慮外,還能有其他考慮嗎?雖然兩位學者不太同意宏觀敍事,更強調歷史上的「轉化時刻」,但起碼從香港的法治發展看,隱隱然仍是依循着一個發展的方向,由只強調「法律與秩序」的低階法治,至提升至包含司法獨立和有效制約政府權力的「以法限權」,再進展為保障基本人權的「以法達義」這些更高階的法治層次。

港英殖民政府處理眼前的政治問題時,也可有其他選擇,但最終還是選了一步步按着法治的層次去發展。或許他們的分析框架並不排斥法治的宏觀敍事,由於每達到一個層次的法治,就會自然地產生內部的推動力,使法治會因應社會內的情況而一步步地提升,讓法治的發展有更大機會向着更的高層次走。

還有兩個問題可進一步探討:

一、同樣的地緣政治考慮,是否也可用來解釋為何2014年後香港出現的法治急速倒退的情況呢?地緣政治的考慮又能否用來預測香港法治的前景呢?

二、當港英殖民政府在香港進一步推動法治建設時,不少港人也欣然接受這些法治的發展,甚至積極在民間自行地以各種媒介及文化產物去建構相關的法治文化。在沒有法治文化的背景下,什麼促使他們會這樣做呢?是否只是功利的考慮,還是有更深層的因素呢?若是有的話,這些因素又會如何影響當前法治倒退的處境,以及左右香港法治的前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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