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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0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強調創新中國不為 舊港為鏡建新家園

一、

今年第五十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落在兩位美國經濟學家身上,他們是六十二歲的保羅.羅馬(默;Paul Romer)和七十二歲的威廉.諾德豪斯(W. Nordhaus)。前者長年在史丹福任教,現職為紐約大學史端學院教授;至於諾德豪斯,涉獵經濟學的人,莫不知其名,以森穆遜那本學子必備、寫於一九四八年的教科書《經濟學》,一九八五年第十二版便加上這個名字;此書大約十年前出第十九版,每版銷量都達二、三十萬冊,諾德豪斯因這本暢銷書而名揚象牙塔內外。

羅馬和諾德豪斯的得獎,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讚詞」,是他們分頭研究但殊途同歸︰「就市場經濟為何與自然和知識互動建立了研究模型,擴大了經濟學的範疇,對科技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因果,提供了基本看法。」非常巧合,聯合國的「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同日發出警告,提示各國必須及時採取積極行動,應對大變的氣候,彰顯了這兩位經濟學家研究成果適時的重要性!和以往多屆不同,今次的得主,學界似無微言,有人甚至把他們與《原富》、博弈論及資訊經濟學的貢獻相提並論。其受業界重視與讚賞,是顯而易見的。

羅馬(出身政治世家,乃父曾任科羅拉多州州長及民主黨黨主席)是筆者最有興趣的經濟學家之一,九十年代末至二○一六年底,在這裏介紹其學說的文章,少說亦有十篇;不過,談的均與如何「改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無關。在筆者看來,羅馬的學術研究,範圍宏寬,見解新銳、精闢、實用。其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掛鈎,掛鈎人是筆者而非作者;其所創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ies)與香港拉上關係,則是作者的原創,筆者只是加以闡釋並指出其謬誤罷了。

九七年一月下旬,本欄的「中國經濟發展要有突破」系列(共四篇),第二篇〈吸納新理論 走自己的路〉及第三篇〈保護產權 容許獨佔〉,(收《破英立舊》),主要便是向讀者推介羅馬的「新(經濟)成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

以當年的經濟發展勢頭,筆者認為中國應汲取羅馬理論的精髓,以其有利中國「走自己的路」。當時筆者這樣寫道︰「依照目前經改的勢頭,中國經濟日趨蓬勃,是可以肯定的;不過,由於主觀條件有別、客觀環境已變,因此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能依循這些亞洲經濟先進的足跡。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屬於生產成本低廉的落後地區,她們的產品剛好迎合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的需求,出口暢旺終於成就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繁榮。

「通過大量出口,確是經濟落後地區『致富』捷徑,可是,和二、三十年前不同,貿易赤字以至失業問題,令先進國不知所措,雖然經濟學家一再指出貿易逆差不足懼,自由市場最終會紓解失業率高企的困擾(美國是一個現成例子),但為了迎合短視選民的訴求,民選政府的經濟策略,從經濟學角度看,幾乎都是短期有利長期有害的倒行逆施,結果本世紀初期大行其道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八十年代初期死灰復燃,到了九十年代變本加厲,配額、關稅甚至把貿易與政治掛鈎的保護手段層出不窮,令憑出口製造巨額貿易順差,長期而言,已非可靠的致富之道。

「由於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全線崩潰,不得不走資求存,數以億計廉價勞工於是投入出口市場,令國際競爭白熱化。這種變化,雖不足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構成威脅,但其發展速度放緩以至在出口上遭遇日多的困難,無法避免。

「其次是,『知識產權』的意念存在已久,惟把之落實為法例條文,是近十年間的事,保護知識產權現在已寫入世貿組織的章程,換句話說,和亞洲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不同,中國再不能步他們的後塵,依靠模仿、抄襲甚至翻版先進工業國的名牌產品建立本身的工業基礎。這種變化,意味中國要為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代價。

「中國具備他國所不具備的條件,最顯著的是本身有一個十三億消費者的龐大內銷市場,這使新產品有個『試銷場』,不但維持了工廠的基本運作,而且令業界有不斷改良產品的機會,對其拓展外銷市場,助力甚大。」

二十年前,筆者似乎「測中」了今日美中貿易糾紛的病源;為了紓解此一死結,筆者當時遂介紹羅馬的新學說︰「新(經濟)成長理論」。

筆者的看法是經濟學家向來認為和經濟成長關係重大的兩大要素為資本及人力,羅馬指出「科技」(Technology)似乎更為重要。涉獵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技術進步刺激經濟成長是八七年諾獎得主梭羅」(R. M. Solow)的「成名作」(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史威德《經濟門楣》的〈梭羅聽太太的話入行〉及收在史威德《一脈相成》的〈技術進步推動經濟成長〉兩文)。不過,羅馬的看法,和梭羅的理論有三大原則性分歧。

第一、羅馬認為科技是「內生」(endogenous)的,這與傳統經濟學家以為它是「外生」(exogenous)不同,換句話說,他不以為科技是「從天而降」(用梭羅的話,是「天降甘露」〔Manna from heaven〕)。

第二、科技能提高投資回報,而這種回報不斷增加,推翻了傳統經濟學認為科技亦受「邊際效用遞減定律」約束的說法。

第三、投資與科技有良性循環關係,投資愈多科技愈進步,科技愈進步投資回報愈大。

非常顯然,內地在科技應用上,由於有龐大消費市場,因此獨步天下;但她似不了解羅馬的「新經濟成長理論」有關科技創新的論述(或了解卻因應用成為「宇宙最強」而不以為然),以至種下今日被「美帝」擊中要害難以自拔的困境!

二、

二○○九年七月,已辭去史丹福教授職的羅馬,在牛津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第一次公開有關「特設城市」的意念。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羅馬說其設想的「靈感」來自香港!是年八月十二日,本欄便以〈特設城市以港為鏡〉(收《股旺樓熱》)為題。

羅馬的意念很簡單,他認為「擁有有待開發土地的國家,應採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模式,經營新市鎮」。他有此想法,皆因「英國遙控香港一百五十年,極之成功,寫下經濟發展成功史」。羅馬認為內地四個經濟特區均欣欣向榮,是中國「照辦煮碗」,模仿「英人治港模式」有成。當時筆者已指出羅馬「眼大睇過龍」,因為他心目中的「模範城市」是英國治下而非中國轄下的香港(傳媒應派員訪問他,聽聽他對北京口中的「不變質不走樣」的特區香港的看法)。

羅馬心目中「特設城市」的最大賣點是擺脫任何政府的干預(貫徹真.自由放任),即以實事求是甚且可說在商言商的方法進行管治(佛利民的嫡孫柏德利〔Patri.F〕創立的「海上家園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便是「特設城市」的變奏)。此事筆者在二○一一年底的「興建桃花源」系列說之甚詳,不贅。

沒想到今屆諾獎得主之一的學說與內地和香港拉上關係!

有一點小事可以一提。當年筆者找不到羅馬的「新經濟發展理論」(論文,未成書),着在柏克萊讀博士曾聽過他的課的小輩「就近」向羅馬索取;羅馬欣然OK,但他向來人索取筆者地址,自己寄來並附數句盡顯其謙遜的話。待找出這張便條,「諾獎得主的手跡」,拍賣行也許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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