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周一向會員透露,公會與北京大學合辦的7年法律課程,因着北大突然拒絕公會兩位成員授課,以及不許戴啟思出席結業禮,公會決定相關普通法課程無限期停止。這消息隨即引起社會關注,加上兩位前公會女主席隔空「對話」,令事情更是紛紛擾擾。
大律師公會成員被拒授課,為何成為值得關注的事件?有建制派人士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北大有權選擇合適人士向學生授課。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則說,戴啟思長期以來既敢言,又不怕刺激中國,北京對他「有些看法」一點都不奇怪。
政治原因令交流受阻
縱使如此,事情還是值得討論,因為大律師公會是香港主要的法律專業組織,他們對香港不同法律問題的見解,往往成為社會重要參考意見,若這樣一個非政治的專業組織也不容於內地,便令人憂慮北京是否聽得進不同聲音。
當然,戴啟思以及公會兩名成員潘熙、張耀良被拒諸北大門外,在校方沒有公開說明下,真正原因難以得知。不少人揣測或與三人政治取向攸關,尤其是戴啟思今年年初參與公會主席選舉,擊敗了被視為北京較可接受的資深大律師林定國。戴啟思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人權相關的官司,立場未見有變,他以往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曾率團訪問北京,而其餘兩位公會成員過往也曾到北大授課,為什麼就是今年情況有別?
無論如何,由於今次事件而令到公會與北大合作多時的普通法課程無限期停止,那是可惜的事。倘若公會主席與成員真的礙於政治原因而被拒諸門外,成為法律界交流受阻的先例,更讓人婉惜。
長久以來,大律師公會均就着政府與法律事務相關事宜發表立場書,時而支持,時而反對,在2003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公會和多位前主席擔當重要角色。即使當年雙方意見南轅北轍,北京仍保持與公會良性的溝通與聯繫,不因政治立場迥異而漠視法律專業交流。近日看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的《拱心石下》,重溫舊事,見到由她與多位前公會主席、即後來共同組成公民黨的余若薇、梁家傑及湯家驊,在當時儘管反對23條立法建議,並且對政改有強烈意見,但他們在2004年仍獲邀到北京參觀建國55周年慶典,反映北京願意容納理性聲音。
再者,跟香港不同法律界人士交流,於北京而言有其需要。中央領導人多年來常說要「依法治國」,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更祭出律法,強調《中國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由曾鈺成牽頭的智庫「香港願景」周日特別召開記者會回顧「一國兩制」實踐,花了不少篇幅評析有關議題。法律愈來愈在管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內地與香港的法律體制卻截然不同,雙方對法治的理解亦有很大落差,因此惟有透過交流,才可相互了解。
北大事件未必是特例
可惜,湯家驊與另一位公會前主席譚允芝說,自戴啟思出任主席以來,公會與內地交流大不如前;譚允芝更形容活動可謂寸步難行,幾乎全面停頓。由此可見,今次北大事件未必是特例。
內地若把一個香港人普遍尊重、且是理性議事論事的專業團體排拒於外,最終只會令社會愈來愈對立分化,於特區政府管治並非好事。何況,中央久不久便敦促香港盡快就23條立法,而社會又對此充滿不信任與疑慮,此時此刻更應該加強與公會溝通聯繫,別讓政治凌駕於法律專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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