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3日
最近,日本擁有百年歷史的醫科名校被指故意大幅調低女考生的入學分,從而揭發性別不平等,在世界這一端仍然根深柢固。
醫科大學為培育更多男醫生而調整考試分數,降低女考生的入學機會,其中一個原因是,女性有了小孩後,多數會退出職場,這對那些遭剝奪平等機會去追求理想的日本女性來說,很是不幸;同時,有機會為日本民眾服務的女醫生也減少。有多少人力資源給浪費?這確實是個雙敗的局面。
事實上,世界各地的許多大學的女大學生數量超過男性,但從事行政領導性崗位的女性比例卻充分不足。以全球計算,掌權財富500強的公司當中,只有23位是女性。女性確實面臨一個無法衝破的玻璃天花板。
一個性別平均、融合及多元化的董事局,能為公司帶來更好的金融表現,增加女性在高級管理層的參與,讓婦女繼續參與勞動市場,完全符合業務意識。
香港如同其他高收入的亞洲國家,相對其他高收入的西方國家,只有偏低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本港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約有50%,其他地區則有70%至80%。
在擔心勞動人口減少之際,社會有必要加多點力,例如提供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負擔得起的兒童照顧服務,以及彈性的工作環境,支援在職母親是有必要的。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亦會容許婦女參與領導性崗位。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一套性別不平等指數,由三大方面計算:
一、生殖健康(以孕婦死亡率、未成年生育率計算);
二、賦權(以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口比率、國會議員女性比率計算);
三、勞動市場參與(以男女勞動力參與率計算)。
性別不平等指數介乎0至1之間,0代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已公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有157區域,當中丹麥的不平等指數最低,相等於0.048(表示有4.8%的潛在人力發展損失是基於性別不平等),也門擁有最高的性別不平等指數(0.767)。
與此同時,丹麥的快樂指數亦非常高,丹麥人享有高質素的生活。就業率高(超過70%)之外,女性的生育率也相當高。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裏,女性追求家庭的同時,亦毋須在事業上妥協。
然而,改進性別平等的政策,很視乎周圍的環境情況,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所以政策與優先權會視乎環境而有所不同,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關乎維持基本運作、解決食物短缺、教育,以及醫療的相關政策比較迫切。比較發展的國家,適當的政策可以包括就業和收入平等、減少貧窮、增加婦女參與決策的角色;還有立法防止對婦女施加暴力及支援受害者,其他重要政策包括保護生育問題、產假、家庭假。
性別平等的行動計劃應包括教育界。設計性別平等及性別敏感的教材非常重要,亦可以與媒體、婦女權利機構、公民組織合辦活動,提升大眾對性別平等的認知。雖然文化上的性別歧視無法於短期內消失,但新概念及指標可以透過立法、教育及媒體宣傳,慢慢滲透。
性別平等政策應該定時評審檢查,若有不足,可以及時解決。性別不平等不是一個單向的結構,而是滙集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呈現。消除健康及客觀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或許通過改善經濟情況會更有效。
然而,就如日本,文化上的性別歧視並非經濟繁榮就可以輕易消除。就整體社會而言,一個比較性別平等的社會亦會比較和諧,對婦女的身心發展也比較好。男性就要多點時間習慣改變。
葉兆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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