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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許劍昭

東歐民族思潮有助中國和平崛起取得突破

那邊廂金融分析員正評估意大利新政府對歐盟的影響,這邊廂保加利亞政府正忙於為7月初在索菲亞舉行的「CEE16+1」峰會做準備。本文探討東歐國家在民族思潮影響下,與上海合作組織(「上合」)共建一個跨歐亞共同體的可能性及其裨益。

再波蘭化運動的目的

1500年只有5%歐洲人居於城市,一般平民、農奴在村莊生活,受貴族個別地管治。此後400年,隨着多個帝國瓦解,變為共和或君主立憲國家,再加上工業化、城市化及其他因素,大量人口遷居城鎮。

許多社會學家,包括研究種族衝突的Matthew Lange(McGill)發現,於這個現代化——從相互熟悉的村里「鄉親社會」變成須與大量陌生人在城鎮共處的「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成功的中央政府都是通過激發民族意識作為凝聚力,培育人們與互不相識的其他公民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意願,包括繳稅、守法、當兵;危難時,民族意識昇華為愛國情懷,保家衞國。

民族意識是現代民族國體的必要和健康的成分。反過來說,「現代本質」(modernity)必然使民族國體之間需要均衡的邊界線。當民族情緒受到傷害或威脅時(越過紅線),Lange指出恐懼、怒憤、仇恨便會引發種族或國際衝突。

歐盟嘗試創造一個跨國族實體,須建立一種泛歐的身份認同,例如法國哲學家Derrida就主張採用「從異類找同點」(求異存同)的動態開放方法,塑造歐洲人的身份。但歐盟多年來的實際運作跟其目標背道而馳,有兩點特別明顯:

一、經濟矛盾導致身份政治化,近幾年的「再波蘭化」(RePolonization)討論最能說明這點。今年1月,Thomas Piketty在法語《世界報》(Le Monde)引用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論證在東歐投資的西歐企業儘管提高了當地的生產力和工資,但支付的工資跟東歐工人的生產力「不成比例地低」,而且每年都大額地把收益滙回本國或低稅區,此舉令東歐人有被視為次等「邊緣」者(periphery)的感覺,並對那些自認為是「中心」(center)的西歐人反感。

再波蘭化運動的目的,就是推動波蘭企業在國內投資,抵制被標籤為二等歐洲人的身份。

二、價值矛盾導致身份分歧。舉一個例,個人主義是西方重量級的意識形態,但東歐社會對此甚為保留。201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匈牙利的家庭制度特點是,相對早婚、低單身率、高生育率、兩三代同住,被稱為「非歐洲模式」,而國人普遍對此感到自豪。

學者強調這種歐洲與非歐洲模式的對立,恰恰反映了要塑造一個共同的歐洲身份是多麼困難,價值矛盾也播下了東西歐不和的籽。

政府同化土著的手段

穆斯林難民只是一個觸發點或話題,並不意味東歐人真的有排外心理或種族主義,從他們樂意與中國、日本、越南等友好合作的事實可見一斑。西歐自由普世主義者誇大激進右翼的活動,既誤導人們了解東歐的情境,亦無助認識國內民族意識的現代本質。

自欺欺人的結果是,奧地利、意大利、德國等一個又一個的民族議題政黨,逐漸獲得選民的支持,挑戰歐盟的完整性。

「上合」於印度、巴基斯坦加入後共有8名成員,另有4個觀察員、6個對話夥伴國,其中包括俄羅斯及白俄羅斯。換句話說,它已經建立了一個歐亞平台,倘若在西線有3到5個東歐國家加入,在東線南北韓也進來,這個全陸地的合作實體,除了藉航空、海運外,還可通過高速公路和鐵路連接,其低成本高效率經濟潛力極其巨大。而它對促進全球和平秩序亦具政治影響力,這點是G20作為一個平台的希望已漸消失的情況下,於中國尤其重要。

以「16+1」為啟端,加強合作對雙方都有好處。數據顯示,在2015年歐盟內,主要的「淨貢獻者」是德國(135億歐羅)、英國(109億)、法國(49億)、荷蘭(35億)、意大利(22億);而東歐的主要「淨受益者」有波蘭(96億)、捷克(57億)、羅馬尼亞(52億)、匈牙利(47億)、斯洛伐克(31億)、保加利亞(23億)。

英國脫歐後,歐盟將出現資金短缺,同時間德國在歐盟內的比重將無可避免地提升,很可能令東西歐關係惡化。另一方面,對發展中的東歐國家來說,中國不僅提供資金,還會為經濟發展提供寶貴的經驗。

對中國而言,東歐深厚優雅的文化修養極有啟發融合的意義。在自由主義的大旗下,西歐列強在過去的400年改變全球生活秩序,既帶來進步,也帶來苦痛。

除了廣為人知的奴役非洲人民外,殖民者對美洲土著造成的傷害隨愈來愈多的調查逐漸曝光。例如2008年展開調查、2015年發布的一份關於加拿大土著寄宿學校(1876-1996)報告,揭示政府為了同化土著,強制兒童進入寄宿學校學習英語和西方價值觀,造成至少6000名學童在就學期間死亡;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不准他們說土語,校方使用毆打、禁食、針舌、獨囚等體罰教訓學童……

一種「惡劣的良知」

自由普世主義者深感懊悔,到處大力推動這樣那樣放縱式的自由,甚至為了極速達成目標,使用武力,並自視為超級英雄、世界警察,希望對世界文明作出補償。然而這種以內疚為基礎的價值觀,根據尼采的深刻分析,是一種「惡劣的良知」(bad conscience),用它來帶動的政策或行為,只會為未來的文明鋪出奴化之路(另文討論)。

中國有幸較少受此等價值觀影響,儘管一些唯利是圖者模仿「好萊塢」,製作了像《戰狼》、《紅海行動》這類劣片,但知錯能改未為晚也。中國須保留、發揚和諧共存的傳統價值,亦要與像東歐這些優秀的文明進行廣泛、深度交流,好好抓緊這個時機,和平崛起才可取得突破。

許劍昭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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