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7日
2018年5月4日,香港一眾官方青年團體在慶祝北京火燒趙家樓99周年。那一晚,我在百老匯電影中心看了《中英街一號》的優先場。兩者之間如有關係,實屬巧合。
《中英街一號》是一套完全符合電影工業標準的電影:資深導演執導、男女主角(廖子妤、游學修)頗有知名度而足以令少男少女尖叫。
故事雖然重溫「六七暴動」(或今天特區政府所謂「六十年代香港的騷動事件」),展望後雨傘運動,題材嚴肅,但以三角戀愛情節貫穿敍事。
成本300萬元(原本預算900萬元),以香港電影來說已經是商業電影的規模。該片更在3月份勇奪大阪亞洲電影節之最高榮譽獎項「The Grand Prix最優秀作品大賞」。
本來這類亦文亦商的電影獲得國際肯定,優先場場場爆滿。倘若電影發展基金當年批出貸款申請,正好用來省招牌,證明公私電影融資模式的優越性。可惜基金拒絕申請,並爆出有評審對這部電影的申請給予零分的內幕,只能說事件再次反映了香港當權階層的愚昧。
「六七」一直是政府官方香港歷史中的禁忌,港英時代已然,特區早期亦然。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中,「六七」雖然不至於完全被消失,但在4000件展品中,這段對奠定當今香港社會面貌的決定性歷史,只有一相一片和聊聊數字,無論如何都是荒謬的比例。港大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在2005年一篇題為Display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Museums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的學術文章上,以制度性失憶(institutional amnesia)形容這個處理,言簡意賅。於是香港在學術世界又衝出國際,在權力就是知識的學術討論上,正反面教材都沒有缺席。
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羅永生語)下,香港生於中英兩國的夾縫之中,擁有特別的視角。官方忌諱,民間書寫,其實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六七」研究至今仍然鳳毛麟角,但自九十年代開始,有志者(如張家偉)把「六七」資料整理、訪問、出版,至今已大致出現一個有共識的輪廓:當年香港匱乏是一代人的共同經驗(英文研究普遍用appalling condition),雙失青年滿街,工廠十分血汗。本地勞資糾紛得到毛左的意識和組織,受大陸文革延伸的鼓動(agitation),左派一度期盼中國提早收回香港,可以採取極端的手段。
文化連結個人與政治
結果中央領導並不支持,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仍然有效,港英於是可以更放手鎮壓。此外,港英政府感受到危機,亦以勵精圖治回應,發展社會福利、行政吸納政治、免費教育、青年政策、文化資助等。結果保住了實質治權,跟鄰近澳葡政府的命運截然不同。配合七十年代經濟奇蹟下,逐漸形成1997前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比起「六四」,「六七」其實更為在地。除了1950年羅湖封關、發身份證、大會堂落成外,「六七」反而為香港人意識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六七」對於香港,既陌生也不陌生。上一代人都經歷過,但下一代人都未聽過。普通人記住了「暴」和「亂」,但只有個人感知而缺乏歷史脈絡。所以《中英街一號》頭半部用了一個天真少女的視角去展現這段歷史,驟看之下,角色比較被動,甚至比《色,戒》中的湯唯、《明月幾時有》中的周迅這些主流電影更少了一份女權政治正確。
不過,這個角度其實更加貼地,反映現時普羅香港人對這段歷史的狀態;而且在電影的下半部(2019年「未來」部分),為女主角變得比男主角更主動成熟有承擔,為女性平反之餘,也在整套黑白電影的灰色之中,讓我們看見香港社會有隨着時代進步的事實。
電影上映前,《中英街一號》一書於2015年已經出版。這本書頭半部是完整劇本,後半部是劇本背後有關的資料收集、深度訪談、實地調查、「反英抗暴」參與者心聲等,比較像一瓶開始認識「六七」的精讀雞精,大家可以自行判斷補看其他書籍。
近年來,中國形勢瞬息萬變,香港官方很有可能不再有迴避歷史的奢侈。但根據「中國模式」寫出來的歷史會變成怎樣,大家都心中有數,因為寫出來無論怎樣,西環都會用「靚女」來形容。當催淚彈重現中環,香港的未來其實十分不確定。大家還是要做好準備。
很多社會都比香港經歷過更大的創傷,但香港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發生衝突後,只有刑事司法系統可以處理,但政治上真相與和解仍然無從談起。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不誠實面對歷史創傷的話,只會令人民停留在世故卻不成熟又犬儒的狀態。所以,於制度可以處理之前,文化是開放而有機的平台,平衡書寫好過失憶。
遺忘了邊界,就失去了香港。「當你好愛一撻地方、好愛嗰度嘅人,你就會不惜一切去保護佢。」
歐陽檉 大學講師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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