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4日
早前,美國多個州份以至全球多個地方都出現名為March for our lives的遊行,響應要求美國政府實施槍械管制,即使香港亦有近800名市民參加支持。驟眼看,槍械問題似乎與香港沒什關係,但美國槍械管制的態度,對香港的精神健康發展有着一定的啟示作用。
精神病患者成代罪羔羊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字,美國2016年以槍械自殺的人數達2萬人之多,佔整體的近50%。根據網站Gun Violence Archive的資料,截至今年4月9日,全美已發生14961宗與槍械有關的暴力事件,導致3850人死亡、6704人受傷。剛於上周,有槍手闖入YouTube位於加州的總部,槍傷3名職員後自殺身亡。這些數據和個案都說明槍械問題在美國的普遍和嚴重程度。
自從2月份佛羅里達州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17名師生死亡後,要求實施槍械管制的聲音愈加強烈。要解決槍械有關的暴力問題,不少學者和美國人都認為,實施槍械管制是最有效的方法。
以澳洲為例,1996年塔斯曼尼亞發生亞瑟港屠殺事件後,當局加強管制槍械,包括加強對購買人士的背景調查和限制大殺傷力槍械的經銷,以及私藏槍械的管制等,同類事件便不再發生。為了保護國民安全,美國政府大概應該推行槍械管制,然而,因為政客與槍械供應商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各個州份的意向不同,以致槍械管制至今仍然未能落實推行。
面對佛羅里達校園槍擊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事件的最初反應是,對槍械管制隻字不提,反而強調疑犯是精神病人的背景,並指那是這次慘劇的主因。很明顯,特朗普試圖把這宗槍擊案的責任推到精神病人身上,以圖分散大眾對實施槍械管制的注意力。這正是一個典型的利用「污名化」去把精神病人變成代罪羔羊的例子。
精神健康與暴力事件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議題,至今仍沒有足夠資料顯示精神病是暴力事件的主因。事實上,根據研究和不少統計數字顯示,精神病人佔暴力事件的行兇者仍是少數。根據《紐約時報》引述的數據,美國在2016年校園暴力事件中,只有4%的施暴者患有嚴重精神病;2001年至2010年間,全美與槍械有關的暴力事件,亦只有不足5%的施襲者是患有嚴重精神病。由此觀之,把精神病人說成是暴力問題的根源是失實的指控。
近月香港亦發生數宗懷疑與精神健康有關的悲劇,如果我們純粹把這些個案歸因於案中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疑犯,視之為個人精神問題所致,便容易把問題「醫療化」,而忽略構成問題的根本原因。
以早前一宗有抑鬱症狀的外祖母懷疑殺死有疑似過度活躍症的孫兒的案件為例,若只是針對或有精神問題的疑兇,單單討論應如何協助抑鬱症病人,便會忽略家長和照顧者在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所面對的無助和壓力,以及忽略造成這些壓力的主因是香港教育制度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支援不足,限制他們在社會的發展,這些都是與社會制度、文化有關的問題。「醫療化」的論述容易令人忽略市民在生活中面對的困境,以及在制度中的問題。
創造精神健康生活環境
一些意見認為「民生」的重要性,但討論往往只集中經濟方面,彷彿有着「經濟好,一切都好」的迷思。事實上,香港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增長的同時,精神病人亦每年增長。經濟好了,市民的生活,至少在精神健康上又是否好多了?筆者無意否定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只是想同時指出,過分傾側於追求經濟發展,市民的精神健康可能受到忽視。
要改善市民的精神健康,固然不單是發展經濟,亦不是增加一些服務便可以辦到。正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所說,香港的精神健康問題千頭萬緒,須要花好些時間去梳理,亦有很多服務須要加強。
然而,假若市民繼續面對長工時和不斷增加的工作壓力,住屋環境逼窄,開支又大,對生活構成重大負擔,社會服務支援又不足,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又如何可以改善呢?
合理的工時、充足的生活空間、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社會的向上流動力、適當的社會支援和保障制度,這些都影響每一位市民的精神健康。所以筆者希望委員會可以做到的,不只是增加資源去做些補救工作,而是以一個「情境取向」的新角度去看待精神健康問題,即是能考慮本港不同階層的市民,在生活環境下所面對的困境,為政府的不同制度和政策提供意見,從而創造一個有利市民精神健康的生活環境。若不是如此,成立再多的委員會,增加再多的資源,也只會是隔靴搔癢,不能真正改善問題。
龍偉民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計劃主任;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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