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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9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不學有術說通事 依康老密是(亻財)學

■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兼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二○一六年一輯收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葉靄雲的〈廣東通事「老湯姆」及其寬和通學館考〉一文,記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開海禁後唐人如何與番人溝通種切。

未入正題,先說「老湯姆」之名何所得。原來「老湯姆」之外,還有「小湯姆」和「阿蘭仔」……兩個「湯姆」其實姓譚(Tan)和董(Tung),老番搞不清楚,一律稱之為英美最常見的「湯姆」—年紀大的加「老」,年幼的稱「小」。據葉君考據,文中的「老湯姆」,真名葉懋,他經營的「翻譯社」,便叫「葉懋通事館」。

是年清廷頒布〈一口通商〉諭令,指定西、荷、瑞、英、法、美等國商人,只能在廣州做買賣,並且只被准居於廣州城西的「十三行商館區」(此規定直至鴉片戰爭後〔一八四二年後〕才取消)。由於清廷拒絕與外商直接交往,遂委任一批廣州人與外商打交道並負責為雙方傳譯的「通事」。

岔開一筆,廣州最早走向世界,與「西洋之國」通商(沿海潮閩地區人士則最早「過番」),華洋雜處、艫舢雲集,「舌人」需求殷切,儲有「通事」人才,不足為奇;一八五三年七月帶領美國艦隊(「黑船」)打開日本鎖國大禁的伯里船長(Captain M.C. Perry;伯里是日本官式譯名),便有廣州人譯員羅森,極可能是艦隊於一八五三年四月在香港停泊十多天為伯里所物色的「香港仔」!筆者細閱陳雅晴的〈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員(一八四三—一九○○)〉(收王宏志二○一五年《翻譯史研究》),並無所見。這亦難怪,以陳文寫的主要是當時港府通中英雙語的「口譯人員」,沒有通英日文譯員的記載。

■「十三行」那些未受過正式訓練的「通事」如何完成繁重的翻譯工作,「構成中國翻譯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精采紛呈,以「通事」都是不學自通,說的是自創的「廣東英語」,當中烏龍百出,事不可免;然而,大體而言,十八世紀廣州十三行商人與雜亂如聯合國「番人」的溝通,雖不圓滿卻可說成功,不然何以雙方能夠順暢做成交易。換句話說,葉文指「廣東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類拔萃』人物」,一點亦不誇張。

不過,經商貿易,只要雙方各有所得,不管譯員如何曲解誤譯,問題不大,但政治交涉「茲事體大」,錯譯便不得了!

二○一五年《翻譯史研究》所收王宏志教授〈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團的翻譯問題〉,大有可觀。比如,一七九三年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Mission)和一八一六年的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Mission)與清廷交涉後均無功而返,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使團「沒有合格的譯員」,因此雙方無法「有效溝通」……事實上,馬戛爾尼成行前,曾派幹員赴歐洲物色譯員,幾經尋覓,終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傳道會所辦的「華人書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兩名願當譯員的中國傳教士,「但他們不懂英語,中文水平也頗成問題……」此事惹得通曉中文的使團「翻譯主任」、彙編《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馬禮遜大為不滿。

合適譯員如此難求,結果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G.L. Staunton)的十二歲兒子亦被聘為譯員……這樣的譯員陣容,又如何能夠增進中、英邦誼……

值得注意的是,二百多年前那不勒斯已有「華人書院」,可知意大利教會一早會致力「開拓」中國「市場」!

■早年通外語的譯員,不少是不學無術的市井之徒,既不精通「雙語」,亦無職業道德可言,因此常有居中作弊假公濟私鼠假貓威的事發生。讀台灣「第一饞人」唐魯孫的《說東道西》(台北大地出版社),意外發現兩處(頁一一八及一四七)提及「舌人」為非作歹的事,不期然令人想起中港台的抗日小說和電影中那些日本人僱用似地痞的中國「舌人」……於〈我所認識的還珠樓主〉一文,作者說及這位以寫《蜀山劍俠傳》為國人所知、「風采雍穆」的小說大家,因版權問題與某出版社有爭執,那位出版商竟通過在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親戚,在日本人面前亂說一通,大扣帽子,讓日本憲兵把還珠樓主捉將官裏;在〈張織雲的遭遇〉,唐氏亦有類似的記述︰「……早年翻譯地位雖然不高,可是做了捕房的舌人,就能出賣風雲雷雨了;他(譯員)的太太也就借乃夫的『特殊地位』,胡作非為……」。

■一九六三年三十一歲歸化美國、兩年後成為外交譯員、於一九九七年以「國務院語言服務部」總監(director)身份退休的奧斯特(Harry Obst),五六年前出版的《白宮通譯—翻譯的經驗》(White House Interpreter: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述說他充當數位美國總統如詹森、尼克遜、福特、卡特、列根譯員的經驗,筆者懷很大期盼購此書,以為奧斯特必會「大爆內幕」,哪知他寫來十分平淡,想來守秘是「白宮譯員」不可越雷池半步的最高指引,即使去職退休,亦不得說、寫那些未見諸新聞報道的「內幕」。

原籍德國的奧斯特,認為做個稱職的「舌人」,除精通有關語文、還須具「萬事通」式的常識,因為領袖會談,很多時會逸出主題,尤其是那些「已建立私人友誼」的,因此,譯員須不斷進修,當然得天天讀報、博覽群籍及學習「潮語」……保密是另一項不可踰越的禁條;「政治審查」過關的「譯員」,接受和總統相同的「簡報」(Briefing),全屬「國家機密」,因此對其有份參與的會見、談判的內容,絕不能告知非與會者,那即是說,其所見所聞,不得向外人透露;「譯員」有時會用筆記錄一些重要的內容,這些「筆記」,不能作為「私產」而須於會後交給國家檔案室(National Archives)保管……

在他服務過的政要中,他說詹森「不易服侍」而海格將軍(A. Haig;尼克遜的幕僚長、列根的國務卿)是語言天才,掌握大量生字僻字且「常說些模棱兩可的話」,當他的「譯員」如考試。

在一般人印象中,「譯員」常識豐富,口舌便給,作起文來,必有可觀,哪知事實並不如此,《白宮通譯》既欠文采,當然沒有太多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內容。本書最後一旁寫美國的通譯培訓,亦寫不出所以然,僅知至世紀初美國只有一兩家大學設譯員專科……有一點應該一提的是,作者說在美國,不少人包括《華盛頓郵報》,「譯員」與「通譯」不分(頁二五二),混淆了兩者的工作性質。事實上,前者Translator後者Interpreter,一為筆耕一為舌人,用筆用口(當然都要用腦)大有分別,但一般人就是分不清楚!

■本文主要談「口譯」(即時傳譯),但既是翻譯,便有直譯與意譯的考究,因而拉雜補上一段。《翻譯史研究,二○一六》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陶磊的日譯西書《解體新書》中的「直譯」和「義譯」,對此兩種譯法,說之甚詳,所涉雖為「醫書」,亦具參考價值。陶氏說日本翻譯家大槻玄澤(Otsuki Gentaku,一七五七—一八二七年)在所譯德國解剖學《解體新書》中,提出「直譯」、「義譯」和「對譯」三種譯法。「直譯」是指「用現成漢語詞滙替換原詞中的語素,想與今天理解的「直接譯出」相同;至於「對譯」,指的是「音譯」,而「義譯」當然是「意譯」……此事讓筆者記起多年前翻閱《甲寅》曾見有關翻譯的文章,上下求索,果有所得。章士釗(秋桐,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在日本時編彙純文言文的《甲寅》月刊(註明日本編行;英文名為The Tiger),第一卷第六號(一九一五年一月)有以「致甲寅雜誌記者」(外稿皆以此形式出之)的短文〈譯名〉,開篇便說「從來譯名之道。不出於義。則出於音。義譯為常。音譯例變……」。作者張振民與編者秋桐討論「(意)譯」和「音譯」的優劣,於今看來,平常至極,不去說它;有趣的是,文內提出「依康老密」一詞,看「上文下理」,估計為Economics的「音譯」(經濟學便是「義譯」),張氏認為「依康老密」可譯為(亻財)學,「使見之者見一新字,即起一種義之觀念。」說的真不錯,因為Economics的音譯(「依康老密」似較恰可),對不通英文者有如謎語,令人望之卻步,若譯為「(亻財)學」,便令人有一探究竟的興趣!

■順便一提,原來九月三十日是「法定」的「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九月三十日是「聖哲羅米日」(St. Jerome〔元前340-420〕Day),此公意大利人,神學生、虔誠天主教徒,因把《聖經》從希伯萊文譯成拉丁文,大有功於《聖經》普及化,而於去世後約一千一百年獲教皇封聖。「國際譯員聯會」(FIT)一九九一年定此日為「國際翻譯日」,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獲聯合國確認。

‧閒讀偶拾〔即時傳譯雜談.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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