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4日

江麗芬 政局筆記

叫中國歷史課太沉重

究竟徐亞保只是一個海賊？抑是兇殘殺人犯？還是保村護民的勇夫？同一個人物，同一段歷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與演繹，視乎觀點與角度，也在於是否願意為認識歷史而多走一步。

上周末，在黑盒劇場看了《香港海賊徐亞保》，述說徐亞保於香港成為殖民地初期，在赤柱殺了兩名英國海軍而被捕，其後時任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替他聘請律師嘉斯克爾代為辯護。

徐亞保是在張保仔逝世後崛起的海盜，與另一海盜十五仔擁有共百計船隻與七八千名手下。若單看他在海上橫行以至殺害海軍，確實是罪犯一名；然而若再看深一層，劇中的徐亞保只為保護村內受辱的女性而殺人，他既是海盜也是要保村護民的好漢，同時對其出生地感情深厚，情願自我結束生命也不願被流放異地。同樣，若簡單看當時港督般含為徐亞保聘請律師，乃彰顯法治，然而也可看成是殖民地政府管治華人的手段。

什麼是歷史？歷史的是與非、對與錯，往往要看由誰來寫下這一頁舊事，而歷史學者又一如英國學者Carr所言，容易受到其身處時代所局限。當然，史官為求借古鑑今、或在政治上宗教上有所忌諱，或因着不同的原因而刻意曲筆、隱晦，也導致歷史記載時有偏差。要讓莘莘學子認識歷史、讀懂歷史，便應該讓他們多了解多思考，而非囿於一時一地的資料與觀點。

這星期，教育局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內容展開第二階段諮詢，建議加入香港發展課題，在課程綱領中加插香港二十世紀初與內地的關係，如省港大罷工等；而在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時，加入建國以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歷程、《基本法》的制訂等。不過，課程綱領無提及六七暴動及八九事件，隨即引來關注和質疑。

教育局否認迴避敏感政治事件，強調只是不能巨細無遺地將史事逐一列出。然而，憂慮還是揮之不去，有人擔心政府意在抹去北京眼中負面的歷史片段。

避免淪為政治課

學習中國與香港歷史，把兩個地域發生的事件在時空中並排，有助學生了解於同一時代，中港間的關係和互動，對歷史的認識更加立體。至於課程綱領沒有提及的六七暴動及八九事件，對香港和內地的影響都甚為深遠，且彼此政局牽連，縱使不納課綱之內，也不代表學校與老師不可以教；正如教協理事、中史科教師陳仁啟所說，相信教科書無可避免會在中國改革開放面對的困難這章節中，提到1989年夏天所發生的驚天大事，要留意的反倒是書本如何陳述。

故此，因着課綱沒有提及這兩樁事件而擔憂學生無法認識這段歷史，在目前香港資訊尚算流通、毋須翻牆的年代，未免過慮。然而，社會上出現這些反應也不難理解，因為跟傳媒、文化一樣，於內地而言，教育與政治是二而為一、不可分割。

事實上，近年當局已明明白白地把中史教學視為愛國教育的工具。就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她首份《施政報告》中宣告，教育局會於2018/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隨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北京出席十九大會議時，重申「港獨」行為「零容忍、零空間」之餘，也提到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承諾，中史會在初中獨立成科，這將有助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而在教育局修訂初中中史課程的諮詢文件中，談及課程宗旨時，也明確地指出，其一是「培養優良的品德，以及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歸屬感。」

誠然，認識以至明瞭自己國家與地方的歷史，理所當然；惟還要為中史教育賦予另一重大任務：促使青少年增加對國家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則如同令中史課變相成為政治課，歷史教育驟然變得沉重。

北京官員及特區政府決意推行中史科，期望藉以扭轉香港年輕人對身份認同的觀念，是大勢所趨。面對這情況，與其憂慮，教育界倒不如更積極地學習與教導歷史，讓學生們能夠多角度綜觀史實，全面地思考和判斷。

國學大師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樣說：「知道歷史，便可知道裏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歷史既可以教人更認識國家民族、更愛國，但歷史同時也教人反省深思，從過去的治亂得失以鑑今天時局。因此，中史課會否淪為政治課，並非任何人可以憑藉主觀意願便得以達成，還看教師、家長，以至社會是否甘心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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