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教授的奮鬥和貢獻

昨天早上一醒來，就看到振奮人心的消息——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塞勒教授（Richard Thaler）憑其對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拓荒性貢獻，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繼2002年的加利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後，第二位鑽研行為經濟學的諾獎得主。

二戰後的主流經濟學由新古典範式（neoclassical paradigm）主導，對人類理性作出頗強的假設，而行為經濟學則旨在挑戰「理性人」假設，並把一些不理性的元素納入考慮，使經濟學模型更貼近人類真實的行為方式。行為經濟學是我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之一，兩周前還剛剛細讀了塞勒教授的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一文，實在巧合！

孤軍奮戰披荊斬棘

再者——如果我可以跳出一下技術性的經濟學話題——我過去多次強調，限制政府權力、容許市場運作之所以有利，正是因為人的不可靠、不理性：如果不可靠、不理性的人成為負責管制別人的政府官員，其危害比在市場裏進行買賣時大得多。人類愈不理性，這個論據就愈強，所以我對尋找非理性的行為特徵有着額外的熱忱。

公布塞勒教授獲諾貝爾獎的當天（美國時間星期一），史丹福大學恰好舉行紀念阿羅教授（Kenneth Arrow）的研討會，講者之中有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教授在新古典經濟學登峰造極，極盡哀榮（詳見拙作〈向阿羅教授致敬〉），而塞勒教授獲得諾貝爾獎，則標誌挑戰新古典範式的行為經濟學獲得肯定。這兩件事在同一日發生，可謂別具深意。

早上8點40分，研討會的首項議程就是「討論和讚揚新宣布的諾貝爾獎得主」。我們的系主任Doug Bernheim教授不愧是41年前的全國大學辯論冠軍，在幾乎完全沒有時間準備的情況下，仍能極度流暢、充實、有條理地致詞15分鐘，介紹塞勒教授的學術成果之餘，也令我對他的生平和個性有了更多認識。

跟終身在心理學系工作的另一諾獎得主加利曼教授不同，塞勒教授身為一名經濟學者，挑戰「理性人」假設時，受到同行的阻力要大得多。Bernheim教授憶述，在八十年代初的經濟學研討會中，塞勒教授幾乎是行為經濟學的唯一提倡者，也遭到無數同行的質疑和揶揄。

然而，塞勒教授始終保持溫文敦厚，孜孜不倦，終在九十年代啟發了新一代行為經濟學家，令這門學問逐漸為主流接納，今天在經濟學眾多領域皆有應用。Bernheim教授發言完後，Victor Fuchs教授打趣說：「今天在座諸位，可能有不少都是當年那些揶揄的來源吧！」引起哄堂大笑。

瑕不掩瑜啟迪後人

至於塞勒教授的具體思想，我接下來想提出一點較批判性的探討。當然，這不是因為我對塞勒教授貶多於褒——畢竟他是我最喜歡的領域的最大英雄——而是因為全世界無數傳媒的文章已對塞勒教授的「雙身模型」（dual-self model）和自我控制理論、公平偏好研究、行為金融學基礎、「輕推」學說（nudging）等重大貢獻，作了正確而充足的介紹，毋須重複。

雖然塞勒教授的另一著名貢獻是用「參考點」（reference point）來解釋「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但我認為他對參考點這個工具有過分依賴之嫌。所謂稟賦效應，是例如加利曼教授、 Knetsch教授和塞勒教授在一個實驗中的發現：如果比較（1）先給某人一個咖啡杯，然後問他願意以什麼價錢賣掉，和（2）不給某人咖啡杯，並問他願意花多少錢購買，結果前者的金額顯著高於後者，但理性假設會預測兩者的金額一樣。

塞勒教授等學者認為，上述現象源自相對於參考點的「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即一個人失去某件物件的痛苦，大於他得到該物件的快樂。然而，這恐怕並非最具針對性的解釋，因為Lisa L. Shu的實驗發現，相比起沒有被給予咖啡杯的人，被給予了一個咖啡杯的人更願意購買多一個咖啡杯，這跟參考點理論的預測方向是相反的。一個替代解釋是：當某人被給予一個咖啡杯，他為了把「我持有一個咖啡杯」這個情況合理化，會潛意識地使自己更喜歡咖啡杯，因而不願捨棄並願意多買一個咖啡杯。

最後，我想對行為經濟學的未來作一些展望。到現在為止，行為經濟學較多被用於探索人們在市場裏（例如作為消費者）的行為缺陷，並提出糾正這些缺陷的政府干預之策。然而，我們不應忽略，當人們參與政治機制或擔任政府官員時，同樣會有非理性的行為特徵。以此為研究對象的行為公共選擇理論（behavioral public choice）和行為政治經濟學（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應該大有發展空間。讓我們不要忘記法國思想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力透紙背的名言：

"If the natural tendencies of mankind are so bad that it is not safe to permit people to be free, how is it that the tendencies of these organizers are always good? Do not the legislators and their appointed agents also belong to the human race? Or do they believe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made of a finer clay than the rest of mankind?"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普林斯頓尖子看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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