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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5日

張五常

超齡帶技,拜師屢遇高人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近二十四歲,我進入洛杉磯加大讀本科。十年多一點後,三十四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系擢升我為正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只是一位老教授提出,其他的正教授一致贊同。三十四歲作為正教授比其他能擢升到這位置的年輕了五、六載。進入本科時是超齡五、六載,加起來,我是節省了十年時間。這使一些人認為我有什麼超凡本領。其實沒有。

本領不超凡,但際遇不凡。雖然讀中小學時我屢試屢敗,但生活的經歷讓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遠超當年在美國的同學與同事。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挨飢抵餓,天天在荒山野嶺跑,八歲時對中國農民的操作有深入的體會,後來寫《佃農理論》的第八章,廣西的農植畫面一幅一幅地在腦中浮現,讓我解通了寫論文時找到的亞洲農業數據。沒有那逃難與饑荒的經歷,《佃農理論》不可能寫出來。數字歸數字,實情歸實情,二者皆有掌握才可以相得益彰。

饑荒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貧苦人家的生活與情懷是怎麼一回事,我也知道。二戰後在佛山唸小學,也是穿不暖吃不飽,同學們的家境如何時有所聞。跟着回到香港,雖然讀書不成,但在街頭巷尾到處跑,孩子的玩意無所不精,而一九五三年開始沒有學校收容, 我到父親的商店工作了幾年,也在工廠實習過。這些經歷其實是研究經濟學的重要歷程。讓我解釋是怎麼一回事吧。

公理性的實證科學可作事前推斷

經濟學是一門有公理性(axiomatic)的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所有自然科學皆屬公理性, 但在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的。舉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學為例,因為不是公理性,歷史學者只能在事後作解釋,不能在事前作推斷。我很佩服史學家的學問,在他們那裡學得很多,但史實的發生他們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斷。舉個例子吧。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路,是事前推斷,肯定的,因為我用上的經濟分析是公理性。換言之,因為是公理性,經濟科學的事前推斷與事後解釋是同一回事——好比牛頓說蘋果離開了樹枝會掉到地上去,事前推斷與事後解釋是同一回事。牛頓的物理學是公理性。當然,這種科學要有肯定地錯的可能才有可為,因為驗證假說是求錯但希望不錯。

最簡單地看,經濟科學只有三個公理。一是需求定律,二是成本概念,三是競爭含意。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提出的鈔票例子今天在西方成了名。一紙百元鈔票在人行路上會失蹤,經濟學的推斷萬無一失。這個現象在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在事前推斷或在事後解釋。考慮如下三點吧。一、需求定律說,如果沒有公安在場,該鈔票失蹤的機會較大,因為行人拾取的價下降。二、如果一個男子有佳人之約,急不及待,他拾取該鈔票的意圖下降,因為機會成本是上升了。三、如果路上行人較多,該鈔票出現爭奪的情況會上升——這是競爭的含意。

上述的三項公理基礎,驟眼看是小題大做,但經濟學的公理基礎就是那麼多——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的理論基礎也只是那麼多。這裡要注意,牽涉到生產的邊際產量下降定律與消費的需求定律是同一回事。因此,簡化到盡頭,五十年來我寫下的無數的中英二語的推斷或解釋的經濟學文章,來來去去不過是用上述的三個簡單公理作為基礎,只是我要花幾十年的心血才能一般性地作出上述的理論簡化。

以真實世界作為實驗室重要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公理性的科學一定要有實驗室的操作支持才可以有成就。所有自然科學皆屬公理性,從事者一律要不斷地在實驗室操作才能學有所成。經濟作為一門實證科學,其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因此,原則上,從事經濟解釋或推斷的人應該天天在真實世界跑。在進入加大讀本科之前我就不斷地這樣做,而獲博士後也不斷地到處跑,到處觀察。這解釋了雖然我要到二十四歲才進入本科讀經濟,但事實上我是帶技拜師,先走了一步。是的,只要能多記街頭巷尾的經濟現象,經濟學是可以先在實驗室操作然後才學理論的。自然科學則要二者一起學。

若干年前,我的兩位朋友(Vernon Smith與Charles Plott)提出了“行為經濟學”,仿效自然科學那樣創立實驗室,用上“代幣”等工具,後來其中一個獲諾獎。他們用上的方法我沒有跟進,但世界永遠是那麼複雜,簡化的自製實驗室不代表着真實世界,不會有大作為吧。我們知道,生物或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實驗室複雜無比,經濟科學的人造實驗室一定要大手簡化。然而,世界永遠是那麼複雜,實驗室就在那裡,觀察很多我們才會知道怎樣簡化才對。

我建議讀者找機會細讀當年我寫下的《佃農理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姑且不論,讀者會知道該作不可能是一個不知世事的天才寫出來的。費雪(Irving Fisher)、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博士論文無疑是天才之作,是純理論,可以不知世事。我的《佃農理論》算不上是天才之作,但不知世事不可能寫出來。

求學際遇不能更好

從一九五九的秋天進入洛杉磯加大讀本科到一九六五的秋天轉到長灘任教職那六個年頭,是我平生學得最多最快的時期了。超齡那麼多,當然知道那是爭取學問的最後機會。本科時教我最多的是阿倫(William Allen)與史高維爾(Warren Scoville),六一年進入研究院後教我最多的是鮑特文(Robert Baldwin)、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布魯納(Karl Brunner)與阿爾欽(Armen Alchian)。當年這六君子在國際學術上的名氣不大,今天網上的資料說他們一律是名家。

一九六七年到了那大名鼎鼎而又如日方中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我才知道,因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與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再不教價格理論,那裡的授課實力比不上洛杉磯加大。可惜後者的經濟系一九六四年開始轉弱,源於該年鮑特文與布魯納離開該校,轉到其他大學去了。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看法: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是美國大學教育的黃金時期。二戰後的美國如日方中,到處欣欣向榮。可惜到了七十年代,學生從反越戰伸延到反權威、反教授,從而導致算文章多少及論學報高下等無聊玩意。這不幸發展可沒有影響到我,因為我受到師友的維護。尤其七十年代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系主任諾斯(Douglass North)給我的維護與巴澤爾(Yoram Barzel)等同事的協助,使我在思想發展上有天之驕子之感。

想當年,進入了加大讀經濟系本科,不是希望成為什麼學者,而是要對一九五四年謝世的父親有一個交代。教歐洲經濟史的史高維爾鼓勵我嘗試研究院,要跟隨阿爾欽。他認為在學問上我有機會走得遠。當時我意識到,史老師關心我在學問上的發展,所以他怎樣建議我就怎樣做。

攻博士因為要等阿爾欽

一九六一年我進入了研究院,本想拿個碩士就鳴金收兵,回港侍奉母親。但阿爾欽當時造訪史丹福,所以在重要的研究院的經濟理論的課程上,我選修鮑特文教的。此師來自哈佛,在哈佛教過。他主要是教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希克斯(John Hicks)、魯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與薩繆爾森這四位的論著。他教得有系統而又清晰。他的教法是把讀物中的困難章節,自己先消化然後反吐出來給學生聽。我學得用心——鮑師說我是他教過的最好學生。

一九六二年獲碩士,本來不打算讀博士,但阿爾欽還要多留一年在史丹福,為了要聽他的課我就轉攻博士了。等待阿爾欽,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我集中在旁聽赫舒拉發的課。他主要是教費雪與弗里德曼的作品。旁聽,因為選修過的不能再修。旁聽不算學分,但學分這回事,當時的同學與老師沒有誰管。我在赫師課堂上百無禁忌的提問與回應是同學之間的熱鬧話題。大家知道是赫師鼓勵我那樣做。赫師沒有對我說我是他教過的最好學生,只是幾年後他寫到西雅圖給諾斯支持我升為正教授的信中,把我與費雪相比!

當時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經濟學博士需要考四個範圍的筆試才可以寫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論。選修的科目一律成績好,一九六二年底我有信心通過這些筆試。但因為等待阿爾欽回校,要旁聽他的課然後考他的理論試題,我把該四項筆試推遲兩年,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才考。這推遲是我在求學上做得最對的一件事。

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我終於等到阿爾欽回校,當然趕着去旁聽他的課。一聽之下,嚇得魂飛魄散,因為我完全聽不懂阿師是在說什麼。阿師不提供讀物表,不管學生讀不讀或讀什麼,只是在課堂上行來行去,自言自語。同學們說懂,我卻認為不懂。要不是在聽阿師之前我選修的各科皆名列前茅,我會對自己失望。我合計旁聽了阿師六個學期(旁聽赫師也如是),就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轉到長灘任教職後,也按時駕車回校聽阿爾欽的課。我要聽到阿師講課的第三個學期,才清楚他是在說什麼。聽得懂我如中電擊,因為意識到有朝一日我有機會達到他的水平。以教授之職為生計的意圖是從那時開始的。

布魯納是偉大學者

在加大研究院中我還有一位老師不可不提。那是布魯納。布老師當年不喜歡我,不認為我是可造之材,只是七十年代初期我在西雅圖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讀到我發表的文章,大讚一番。後來在舊金山的一次集會中,我作主講,赫然見布老坐在大講堂的前排,正對着我,讓我高興得差點忘記了講辭。講話後他和太太趨前跟我握手。他太太說:“當年你為我們拍攝的人像照片我們還好好地保存着。”布老師說:“史提芬,你是個經濟學家了!”我回答:“老師,我很用功呀!”

布魯納是個偉大的經濟學者,認識他的人沒有一個不同意,可惜今天網上提供的關於他的資料是遠遠地低估了他。布老師對推理邏輯的嚴謹要求是我平生僅見。我在一篇英語文章中提到他的偉大,這裡再說,是希望後學的中國青年能多注意這個人。

同學們的吵鬧有大助

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院, 我有五六位同學都是上上之選。赫舒拉發曾經說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優質學生聚在一起。他在哈佛與芝加哥教過,應該作得準吧。我們天天聚在一起,吵吵鬧鬧,都是學術上的話題,尤其是在科學方法這個話題上。當年因為弗里德曼在一九五三年發表了他有名的關於經濟科學方法的文章,行內時有吵鬧。在這話題上當年加大的同學遠遠地走在前頭,有四個原因。其一是阿爾欽一九五〇年發表了那篇今天看將會歷久傳世的關於自然淘汰的文章。該文啟發了弗里德曼之作,但遠為優於弗老的。其二是我們幾位同學喜歡討論驗證假說這個話題,認為這是經濟學的趣味所在。其三是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這位世界首屈一指的邏輯大師在校內的哲學系教本科的邏輯,其中科學的驗證方法是個主題,同學們去旁聽,聽後當然繼續討論了。

其四,可能最重要的,是布魯納的存在。他也去旁聽卡爾納普的課,但知得比我和其他同學多。後來我在自己的文章用上的邏輯嚴謹,是受到布老師的影響了。更重要的是一次課後我向布老師提出一個問題,他簡單回答了幾句,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費雪之見優於凱恩斯

當時我問,凱恩斯學派的儲蓄與投資相等這個均衡點是搞什麼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布老師回答:“不要管事前或事後之說,也不要管意圖不意圖。看得到的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但看不到的,不是真有其物的,只能在均衡點上相等,正如在市場上,看得到的購買量與銷售量永遠相等,但看不到的需求量與供應量皆意圖之物,只能在均衡點上相等。”布老師這幾句話使我意識到,經濟學的均衡點不是真有其物。當時我正在猛攻費雪的《利息理論》,他的投資與儲蓄怎樣看也是同一回事,二者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費雪與凱恩斯不可能二者皆對。後來我取費雪而放棄凱恩斯,但指出有些投資——例如購買古書畫——不事產出,對工業的就業沒有幫助。這樣看,凱恩斯學派的基礎錯得嚴重。

是的,有時老師隨意地說一句,我會想幾年。可惜我沒有機會對布老師說我終於認為費雪勝凱恩斯。我曾經問布老師:“費雪的《利息理論》你認為怎樣?”他回答:“那是一本很好的書呀!”為此我再回頭反覆重讀費雪,意識到在基礎上凱恩斯學派錯在哪裡。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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