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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1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劉曉波的政治哲學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國際社會紛紛悼念,譽之為中國民運人士翹楚。然而,劉曉波與中國其他「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大分別,以及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獨特位置,卻未必為所有人領會。

自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出現兩個截然不同、但均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思潮。第一個是由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福格森(Adam Ferguson)、伯克(Edmund Burke)、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等英倫三島學者發展出來的流派。他們對人性之愚昧和邪惡高度警惕,故此主張嚴格限制政府權力,以免腐化之虞,並因而接受基於私有產權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

與之相對的歐洲大陸流派,則可追溯至法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理性主義,並由十八世紀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百科全書派(Encyclopédiste),尤其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引入政治層面。他們對人類理智極端信任和倚賴,因此提倡中央集權,由政府執行(少數人或多數人制訂的)「最優計劃」,結果是侵蝕私有制。但基於某些歷史原因,這種思想也被稱為「自由主義」,並於二十世紀與社會民主派合流。另一方面,英倫三島的自由主義流派,今天則多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以資識別。

中國傳統文化植根於集體主義,缺乏明確的個人權利倫理基礎。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各種政治思想開始在中國爭鳴,卻獨欠英倫三島式的古典自由派。劉師復、陳炯明的無政府主義固是目無私產,共產黨亦相去不遠;孫中山言必稱共和,但同時主張平均地權、強制分田;就連以「自由主義」為招牌的胡適,在經濟上也傾向社會主義。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所謂「右派」、「自由派」知識分子,繼承的頂多只是歐陸式的「自由主義」,崇尚民主政府,但鮮有強調私有產權之重要性者。

古典自由派 前不見古人

然而,劉曉波卻以其劃時代的銳利目光,刺穿中國5000年的集權紗幔,看透個人自由的真正基石:私有產權。與其他民運人士不同,他高舉英倫三島式的古典自由主義,毫不避忌地捍衞玄門正宗的市場經濟。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國內一些社會民主派略有微言,認為他不屬於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民運人士。

劉曉波在獄中寫下的萬字長文《讀哈耶克〈自由憲章〉》,對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作了詳盡而寶貴的載述。哈耶克(F. A. Hayek),在香港通常譯為海耶克,是二十世紀奧地利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也是英倫三島式自由主義的忠實傳人;而《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又譯為《自由秩序原理》)則是其政治哲學名著。劉曉波在文中表達了強烈的主觀態度,對海耶克的思想推崇備至,亦從自己的角度作了拓展討論。

正如劉曉波寫道:「創建一個政治制度的人性前提,不是假定『人人為君子』,而是假定『每個人都是無賴』,特別是當人性與權力發生關係時,假定人性之惡就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不應假設人性至善,更不能假設人性全知:「理性之於人類社會的可貴,不在於它的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而在於它能意識到自身的有限。」任何以理性設計取締人們自發融合、改變社會秩序的嘗試,用海耶克的話來說,都是「致命的自負」。

劉曉波指出,中國傳統的「父母官」概念,就是建立在「全知、全善、全能」的聖人文化之上,但如果今天一些「民主派」以為只要官員是由人民選出,而且要讓他們「為社會解決問題」,就放鬆對公權力的警惕,其實還是沒有擺脫對人性過度信任的誤區:「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正是這種行善利民的統治。」為了防止濫權和腐化,我們必須嚴格限制政府官員的權力——包括做「好事」和做「壞事」的權力。就如劉曉波總結道,政治制度應該「不求創造多少道德之善,只求盡量減少道德之惡」。

堅持私有制 限制公權力

而唯一能夠與高度設限的「小政府」相容的社會秩序就是私有制,因為那是唯一無需「社會」或其代理人決定財產如何處置的制度,也就是海耶克所說的「並不倚賴個別人士的判斷的、能夠協調種種個別努力的非人格(impersonal)機制」。劉曉波對言論自由的捍衞,是基於他對私有產權的捍衞:如果政府禁止一個人刊印某些觀點,其實是侵犯了他對其印刷機、油墨和紙張的產權。但正是因為劉曉波從私產角度看待言論自由議題,所以他可以把同樣邏輯應用於其他經濟議題。

劉曉波認為高福利和累進稅制侵犯私有產權,「任何道德原則皆無法作為實施強制的理由,除非遇到特定的時期,如戰爭或社會騷亂的時期。」類似地,西方民主國家賦予工會特權,以各種勞工法例禁止個別工人與僱主自由立約,同屬侵犯人權之舉。他寫道:「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即托洛茨基)針對前蘇聯制度所概括的統治原則『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西方國家中的左翼工會的基本組織原則。在工會的這種強制性權力的要挾和敲詐的干涉下,法治原則在僱傭關係或勞動關係中幾乎消失了⋯⋯自由社會中最重要的權利之一『結社自由』也就名存實亡了。」

劉曉波在主張全盤市場化的同時,也沒有忽略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批評道:「中國經濟改革也在向市場化和私有化邁進,但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嚴重滯後,遂使中國的市場化變成了權力市場化,私有化變成了權貴私有化。權力與資本的結盟造成的是張五常所說的『強盜資本主義』⋯⋯」但劉曉波沒有因此而成為反資本主義的左派,反而更加堅定地推動政經分離,務求以更徹底的私有化來消除劫貧濟富的官商勾結。誠如鄧蓮如女男爵昔日所言:「資本主義並不邪惡,邪惡的只是以資本主義之名濫用公權力的人。」

民主僅手段 自由乃目標

對劉曉波來說,基於私有產權的自由是其最高政治目標,民主只是通往該目標的其中一個可能手段,但如果民主的決策並不維護個人自由,則不會因其乃由多數人作出而具備正當性。他引用海耶克的說話:「民主若要維續,就必須承認民主並不是正義的源泉,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正義觀念未必會在人們有關每個具體問題的流行觀點中得到反映。此處的真正危險在於,人們往往會把確保正義的手段誤作為正義本身。」

劉曉波接着分析,如果以民主之名進行中央集權,不但侵犯自由,結果更會連民主也失去。他寫道:「沒有自由作為道義權威的民主,先是多數暴政,最後是個人獨裁。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充分證實了沒有自由的民主將是多大的人類災難。反而,像英國治理下的香港,沒有民主卻有經濟上和言論上的充分自由。」

然後,劉曉波寫下了一句或許會令不少讀者拍案而起,但卻發人深省的話:「在這種對比中,我寧可選擇沒有民主的自由,也決不選擇沒有自由的民主。」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普林斯頓尖子看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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