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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

黃家樑

回歸20年 教育三大改革評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回首20年間的教育施政,部分政策提升了香港教育的整體質素,一些嶄新項目得以開展,但部分措施則空有理想而忽略執行細節,最後弄巧成拙。要數回歸以來影響最深遠的改革項目,想必是2000前後推行的「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以及2009年的「學制改革」。

教統會角色弱化

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之初,以提高教育質素為目的,對教育事業投資連年上升,至2003-2004財政年度教育開支更佔GDP的4.7%。在財政資源配合下,教育統籌委員會於1999年就教育目標作諮詢開始,提出二十一世紀「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改目標,銳意改變填鴨式教育,為師生拆牆鬆綁。改革一度廣受好評,小學於取消學能測驗後,惡性操練減少,學子獲得全面發展的空間, 新興直資學校和一條龍辦學模式,為教育界帶來新意。

不過,教改建構多元化選擇的受惠者主要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低下階層只能走進官津學校的窄門,形成教育不公平。再者,2003年局署合併後,教育統籌委員會角色弱化,未能有效監察和跟進各項改革,而負責推行的教育官僚或違忘初衷,或執行不善,致使教改既「走樣」,又「變形」。以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為例,本意是用於回饋教學成效,其後竟變成監控和問責的手段,最終引發惡性操練之風,爭議至今不絕。

除教育改革,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同時推行課程改革,提倡「能力為本」,要求學生「學會學習」,並以科目綜合為名,大推綜合人文、兩史合併、生活與社會等科目,美其名是「融會貫通」知識,實則把學習內容「碎片化」、「技能化」和「工具化」。

影響所及,作為國民教育根本的國史教育嚴重削弱,高峰期全港近三成中學不開設初中獨立中史科;中國語文淪為實用性的傳意工具,學生忙於操練聆聽、說話、綜合等試卷,中文教學內應有的中華文化元素似有若無,新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自然難以建立,是故習近平總書記早前訪港時也指出國家歷史、 民族文化的教育有待加強。

價值教育方面,課程改革強調「建構知識」,倡導「共通能力」,加上應試壓力沉重,價值教育舉步維艱,新一代的品德情意問題叢生。2012年教育局有意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惟面對強大反對聲音,最終胎死腹中;近年改而加強國史教育和《基本法》教育,期望撥亂反正,方向縱然正確,成敗還在於推行的細節和資源配套。

學子學習壓力日重

與課程改革息息相關的正是334新高中學制改革。隨着新學制推行,本港各大學實施4年學制,與世界主流學制銜接,有助大專教育提升質素,改善香港競爭力。然而,中學改制把昔日的會考和高考合併,所有學生都被迫接受6年中學教育和應付大學入學試,能力稍遜的學生「陪太子讀書」,拉牛上樹。

更重要的是,當初新學制的設計者高估學習時數,令各科內容超載,加上校本評核、其他學習經歷、通識獨立專題探究等項目,莘莘學子疲於奔命, 或學習壓力日重,或中途退修跳船,或留學外國逃亡。

與此同時,由於政府投入教育的資源不足,資助學士學位未有同步調升,改以自資學位和副學位充數,令勞動市場結構性供求失衡,影響新一代社會流動的機會。在教師方面,當局向學校提供短期和有時限的津貼,以應對各種改革帶來龐大的工作量,加劇合約教師問題,困擾至今未除。

在回歸20周年之際,社會大眾判斷「一國兩制」的實踐成效之時,相信都會把回歸前後的生活狀況比較,而港人至為關心的教育問題想必是焦點之一。新一屆政府銳意增加教育經常性開支,顯示對教育事業的承擔和投入,但資源以外,還須檢視政策和改革制度,否則難竟全功。

黃家樑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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