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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6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防微杜漸」 政治禍根

本欄是教育評論,很想在太平盛世之中談論教育,雖則即使是太平盛世,教育還是有許多問題須重新思考的。現在是「盛世」可存,太平難求,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認為港獨是思潮,是過甚其詞。當時聽了,舒了一口大氣,覺得這是香港政局的轉機,認清了問題,看準了問題。

馬上,現任特首梁振英急不及待地公開表示,要防止漸入式的港獨,還以台灣為例,因此要防微杜漸。好一個「防微杜漸」論,可以說是梁振英治港政治立場的最佳宣示,這對於如何看年輕人、如何看教育,關係重大;梁振英的宣示,也是對下任特首的否定;對於今後北京中央政府如何看香港的年輕人、如何看香港的教育,關係重大。

本土意識 全球趨勢

筆者於5年前本屆特首選舉的時候,在競選場合對當時的候選人只問一個問題:「請說說你假如當選特首的話,你與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如何定位?」當時每一位候選人都是顧左右而言他;筆者甚至追問:「即使做不到,也起碼有個說法。」可是沒有人敢答。當時就想,說都說不出來,如何當特首?跟着下來的5年,香港社會大變,當然有許多客觀因素, 但是特首如何看待、如何處理、在京港之間如何定位、向北京傳遞什麼訊息、又如何向港人傳遞北京的訊息……都是關鍵。

在內地不斷聽到有人說,香港人要搞港獨,在他們印象中,覺得全香港流行的思潮就是港獨;2014年佔中出現以後,更加認為如此。媒體也不斷出現各式各樣的本土派別和言論,港人要搞港獨的結論,來到內地就更加流行。由於這些派別和言論,代表人物大多數是年輕人,而佔中甚至有中學生參加,於是香港教育便成了「重災區」,於是要緊急研究如何在《基本法》、國民身份、中國歷史等等方面惡補。這裏想提出幾點看法,供即將上任的政府參考。

一、本土意識的上升是一個全球趨勢,可以說是全球化的逆動。籠統來說,全球化帶來經濟、社會、人口、科技等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大家一直以正面的、興奮的心態面對。不過,最近10年左右,人們逐漸感到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小地區、小群體、小族裔,都很容易有希望擺脫大國、大地區、主流群體、主流族裔影響的傾向。一方面,這是普遍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另一方面,也不必因為「政治不正確」而緊張起來。這種現象的出現,需有長時間的演化,才會有自然的出路。

二、本土意識,不等於港獨。港獨的定義,是要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點,彷彿不必外人指點,這些派別自己也非常着意要劃清界限;港獨、本土、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激進民主等等,都是很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香港的特點,任何一件事,10個人可以有10種看法。

國民身份 假以時日

假如相信「資訊決定意識」,這也是香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即使提出港獨的團體,對於港獨也有不同的闡釋。在學生來說,更加不可能要他們準確地界定什麼是港獨;也不可以用「國家」的概念框架來理解港獨。

不過,假如我們把這些意識形態的派別通通歸類為港獨,或者認為是港獨的變種、港獨的偽裝,又或者認為「漸進地」遲早都會變成港獨,那麼,就會覺得到處都是港獨,於是認為要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於是便會採取敵對態度,於是所有的上述派別都會感到受壓,被迫形成同一陣線;於是惡性循環,結果就會覺得港獨在香港是一種洶湧的思潮,須嚴陣以待。

三、1997以前,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港英政府曾經有過非常認真、深刻而細緻的政策,維持政府的統治權威,但是沒有把香港人都變成英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政策的變遷也似乎放輕了表面的風光,而着重民意的建設(筆者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港英政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建設)。不要說筆者拿着的是沒有國籍的「身份證明書」(CI, Certificate of Identity),就算是拿着香港英國護照的香港人,也甚少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可以說,回歸以前的香港, 香港人是沒有國民身份的;不單如此,也是沒有「國民身份」這個概念的。

從「沒有國民身份」到「認同一個國民身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從「英國國民」轉為「中國國民」,也不是從「香港」身份轉為「中國」身份,而是從「沒有國民身份」轉為「中國國民身份」。這個過程很容易為人忽略;人們往往以為,以前是殖民地子民,現在是中國人了,那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以前香港人從來不會過問自己的國民身份,現在卻要有一個國民身份的問題,這是香港人需要時間適應的。年輕人尤其如此,不像我們這一代,受過不少「沒有國民身份」之苦,他們會覺得,對於他們來說,「國民身份」是一個「莫須有」的話題;這種思想也可以演化為「為什麼要強迫我要有一個國民身份」。

這種思想,也很容易被誤會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再政治推理下去,就會變成港獨思想的證據。

這對於教育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一個年輕人的國民身份是如何養成的?這是怎樣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在怎樣的環境和條件下才會發生的?這個「學習過程」是怎樣的?這個過程中,教育起了怎樣的作用?怎樣的元素會正面協助學生逐漸形成國民身份的?又有哪些元素會反而不利學生形成國民身份?若連這些都不研究,只空喊「國民教育」,寄望予省事的簡單措施,正面來說是揠苗助長,反面來說是弄巧反拙。從教育而言,本來是隨着香港的形勢發展而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卻反而變成了一個很大的「結」。

鬥爭弦緊 敵人處處

四、香港有關港獨的言論,從來就有,不過只是胡亂的議論,沒有多少人有興趣討論,那是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面點名批評《學苑》一篇文章,才把港獨提高到政策層面。這實際上是為港獨開闢了戰場,也為港獨提供了平台。在當時極為少數的港獨言論,忽然成了天之驕子。讀者也許都聽說過,2015年的《施政報告》令《學苑》需要數倍加印,假如我是港獨支持者,我會非常感謝特首看得起,煞有介事地把我當成擂台對手,是我最好的宣傳力量。

之後的發展,就很難再弄清是誰的責任,反正港獨的雪球在政壇上、在媒體上愈滾愈大。在香港、在中國內地吃政治飯的,一接觸到港獨這樣的話題,當然是興奮萬分,因為有了鬥爭對象,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也不怕把這個「對手」放大,以維持鬥爭的動量。如此,則梁振英的「防微杜漸」說法便正中下懷;如此,就可以把鬥爭的「弦」一直繃得緊緊的。

這種政治心態已經與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心理狀態距離得愈來愈遠了,結果,特首心裏的一套、他在香港的政治政策、他轉達給北京中央政府的,就必然是要把政治鬥爭的弦拉得更緊。不然,若不是防微杜漸,港獨的思潮就會逐漸擴大,變成台獨的局面,於是草木皆兵,到處港獨。

我們這個年紀,也許還有不少人記得毛澤東語錄的第一條:「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於特首來說,香港是一個充滿敵人的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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