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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太看得起教育了!

這篇文章想寫好久了。可是每次想動筆,都會有新的事情發生,又會有新的啟示,於是又沒有動筆,尤其是近年香港的政局風起雲湧,而風波的主角又往往有很多的年輕人,有時候甚至是年輕人帶的頭。

人們有很容易、也很方便的說法,就是「都是教育的問題」!

前一段時期,內地還有不少政治輿論把香港的教育說成是「重災區」。筆者有過這樣的經歷:一份內地雜誌邀請寫一篇概述香港教育的文章,編者反饋說:「很多人都認為香港教育是一個敗筆,我還以為你是寫這方面。」

政治正確 難為教育

最近一期內地輸往海外的雜誌,有一篇概述香港教育的文章,文章平實地描述香港教育的種種,但是最後卻沒有忘記不客氣地寫了一段香港教育的敗筆。

這些說的香港教育「敗筆」,卻不是我們香港的教師或者家長天天抱怨的缺陷——學生負擔、惡性競爭、資源不足、學校不均等等;這裏講的,其實都是說香港教育無法符合目前的「政治正確性」。

邏輯大概有幾種:香港的許多政治問題,都是出在年輕人身上;而年輕人的表現,完全是教育的產物,因此教育難逃其責,此其一。

年輕人的問題是不愛國,這是因為香港教育沒有強調愛國,此其二。

香港的教育是英殖民地時代的殘留,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化的過程,因此學生不會有愛國的思想,此其三。

教育改革是罪魁禍首,教育局裏面不少前朝餘孽,通識教育就是他們埋下的定時炸彈,此其四。

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教育界以外的人, 從另一種角度埋怨教育。「你看,今天的年輕人弄成這樣,你們教育界是否要反省反省?」「你們強調什麼批判性思維,弄得年輕人都只懂得批判;於是出現這些反建制的思想和暴力行為。」「一定是你們一味放縱年輕人,把他們弄得無法無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等等。

跑教育路線的政客,也會在旁邊吶喊助威;或則站在一個立場煽風點火,希望在學校裏面發動政治抗爭;或者站在另一個立場,指摘教育造成香港的亂局,甚至指摘教師是背後黑手。

假如你是教育界中人,尤其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大概都會覺得很冤枉;但又會覺得欲辯無從,有點啞子吃黃連。年輕人的成長,教育當然有責任,否則我們的專業職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我們都認為學校教育對於學生影響很大;要不,我們每天戰戰兢兢,營營役役,所為何事?

不過,這一代教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角色,他們直接接觸年輕人,與學生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最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知道學生在想些什麼,他們也知道學生一些思潮,背後是什麼;他們深深知道學生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們也深深知道,什麼是通過教育的干預可以改變的,什麼卻是比教育大得多的力量在後面牽動;他們看到是什麼因素使年輕人走向消極的對抗與破壞,但是他們也會看到年輕人許許多多優秀的、走在時代前頭的一面。

政治影響 不在教育

然而,這種種影響學生思想,特別是政治思想的因素,大多數都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掌握和駕馭的。

我們也深知,教育只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除了學生的先天條件不算,他們受着家庭、朋輩、媒體、文化的深遠影響;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不止香港,全球如是。幾乎每一天——是真正的每一天——打開電視都會看到某個城市發生暴亂,而暴亂的主體又往往是年輕人,很難說都是因為那些國家的教育糟糕。

在國際會議上,從許多國家的代表口中得知,上街的學生,中學生愈來愈多,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很難把這些現象怪罪於教育。

不是教育界想卸責,而是我們都明白,教育,只是塑造學生心身的一個因素,還有許多大社會、大環境的大包圍,是教育無法與之搏鬥的,或者無法抵消其影響的。

絕對不是因此便認為教育無能。教育的影響,是長遠的,是日積月累,細水長流的;學生的知識增長如是,他們的思想發展更是如是。教育不是退燒針,不可能要負起即時的顯著政治效果。

教育的影響,也是個別化的,是發生在每一名學生身上的。學校關心的,是一名一名學生個別的成長。學校是一個群體,是一個學習群體(learning community),但不是一個政治群體,不是搞政治運動的工具,教師既沒有這種意圖(我們去年對「佔中」的調查,便說明了這一點),也沒有這種能力,去發動學生政治運動。

政治思想 誰能駕馭

實際上,在香港,除了極少數的學校,學校是沒有固定的政治取向的;也不可能強制要學生服從於某種政治立場。香港的教育,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從內地的朋友來看,這是「放任」,但從香港的社會文化來看,這是「自由市場」的必然。

現在很多朋友還有一個誤會,以為學生都是學校和教師控制下馴服的動物,因此學生的行為一概都要由學校負責。佔中期間,學校被迫要處理學生的反應,包括行動,也包括心理。學校的處理方法各異,效果各異,但是學生的行動與心理不是學校可以控制或者操縱的。佔中之後,有一次在柏林與同行談起,他們都覺得香港教師那種細膩的處理不可思議。「在我們這裏,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學校一律停課。」因為學校處理不了。他們認為,學校,就是處理知識的,其他管不了。香港的教師,已經比他們走出了許多許多步。

這裏無意矮化教育的功能。在我們的文化裏,由於尊師重道的強烈傳統,學生相對來說還是尊敬老師、願意聽老師的話的,但是時移世易,大多數學生不再是教師面前唯唯諾諾哪一種聽話的「乖孩子」,教師也很少還帶着這種期望。

教師也必須以自己的學問、態度、行為、精神,贏得學生的信任。學生的知識尚且可以很參差,學生的思想成長、他們政治態度的形成,更加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控制得了的。人們往往誤會,以為學校是工廠,學生是產品,學校要向產品負責。

前年港大出事了,裏面主其事的是港大學生,內地就有人對港大敏感起來,認為要抵制港大,或者避開與港大交往;其中的思路就是「產品出錯,就一定是生產出錯」,「學生政治不正確,就一定是學校政治不正確。」

其實,很簡單,環顧香港,幾乎所有政治派別的首領,都有港大畢業生。大學的職責,是培養出類拔萃的領袖人物,但是大學不是修道院,也不是黨校,不可能只產生「政治正確」的一類;況且「政治正確性」是會隨着政治氣候而變幻的,學校無法承擔這樣的政治任務。

「一國兩制」,從積極的角度看,是「兩制」之間一個艱難的學習過程。以上對於學校功能的看法,內地的教育工作者就不一定同意,他們的政治現實也與香港很不一樣。這種學習過程,正面來看,是無價之寶,但必然是很長遠的。說到底,對於學生的政治思想的養成,教育是怎樣一種角色?大家都須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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