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
今年10月15日,政府扶貧委員會公布2015年的貧窮情況報告。這本來是一件大事——貧窮人口在財政及服務支援後仍然約有97萬人,差不多佔人口的七分之一,這個數目是較富裕地區難以接受的大事,可是由於有兩位年輕立法會議員的誓詞問題而轉移了人們的視線,不能引起更大的輿論壓力,要政府採取更有效的扶貧政策。
兩類模式計算貧窮
特首梁振英認為,他上任後推行的扶貧措施,如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家庭津貼等等已漸見成效,貧窮人口持續3年少於100萬而感到欣慰。不過,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認為貧窮人口只是平穩,無明顯改善和惡化。一些評論者說,貧窮率雖然逗留在14.3%,但如果減去扶貧措施,貧窮率的本來面目是19.7%,亦即134.5萬人,差不多是6個人中便有1人是貧窮。如此形勢,政府如何應付?
盧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的Smeeding列舉兩大模式:
第一類模式是以收入中位數作為基準,有些國家採取50%,有些是60%,香港是採用50%。這種模式的最大優點是簡單利落,但它有兩大缺點,一是它的背景是在1900-30年代工會力量相當強的歐洲,重視工資協商,反而在香港這個擁護自由市場之地,貧窮線可以拉得相當低,貧富懸殊的局面甚為嚴重;二是當通脹率提升時,尤其是房租和醫療費用牽涉到最主要的生活條件,這條貧窮線的政策展示作用便顯得更為單薄。
第二類模式來自美國的Orshansky(一個家庭經濟學者),他認為一個家庭如果有30%支出用在食物之上便是貧窮。這個模式在英國也有不少研究,有些甚至認為在富裕社會中貧窮問題其實是不平等現象,並提出相對匱乏的量度方法;這類研究後來發展至「貧窮距離」(poverty gap),亦即不單只研究有多少人跌落貧窮網,還研究跌得有多深、有多痛、有多難受。
香港採用第一種模式,不過任由這自由市場中活動,會令貧窮問題尤為突出。當政府把很多本身的服務拋給市場後,便出現例如領展這類壟斷企業,把一般的街市和廉價商場引入大財團,商品價格的提升吞食小市民的少許積蓄,使他們有甚少資本可以活動,減少他們向上流動機會,甚至使他們的生活質素向着貧窮線下墜;例如有監察領展的研究指出,小商戶被迫走,財團的連鎖站進駐,居民的表面生活看似上升,其實生活得更加左支右絀,更難翻身。
貧窮社群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福利貧窮,或稱傷殘老弱失卻生產力的人士;另一類是在職貧窮,這類人是在經濟的底層,雖然有生產能力,但收入愈來愈不見用。前者較為遠離經濟制度的限制,只是處理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性,後者卻牽涉階級之間的社會流動,指在新經濟制度中不少低下階層只能作水平流動,難以向上流動和有所作為。社會怨氣逐步積累,貧窮問題與政治結合後,產生起更大的爆發力。
貧窮問題已轉化
在此介紹樹仁大學兩位學者張少強與崔志暉出版的一本著作《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提出「沒有憧憬的後工業主義」。其實,他們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往何處去」的問題。
書中首先指出後工業社會的經濟是以服務生產為主,專業和技術人員的階級地位提升,追求科技發展。香港正走着這條路,服務業從以往的68%上升到近期差不多九成,其中經理/行政人員佔9-10%,專業人員6-7%,其餘的輔助專業人員、文員和銷售員大概佔50%。
這些「其餘」的工人約有190萬人,以前這些文職人員大多認為是中產階級的生力軍,只要運氣好,最終會有出頭天的一日;隨着後工業年代的深化,這些願望逐步褪色,他們可能在社會的中下層不斷轉職,社會地位和生活質素的改善卻毫無起色,而在高通脹下叫苦連天的怨憤,不亞於傷殘老弱人士。
「貧窮」與「貧富懸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處理社會再分配,像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和低收入家庭生活津貼;但這些措施仍是解決不到物價的上升,尤其是房屋和醫療支出這兩大民生開支的價格,所以必須扭轉貧窮線的計算方法。
不過,這只是處理貧窮而非貧富懸殊的問題。在後工業經濟中,香港近200萬中下階層的打工仔能否擺脫他們水平流動的經濟情況,這才是極棘手的問題,這才是考量政府如何掌握這懸殊所誘發的政治問題。
馮可立 新力量網絡理事、中文大學社工系名譽副教授
新力量網絡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訂戶登入
下一篇: | 特朗普歪打正着與正打正着 |
上一篇: | 阻宣誓可以助梁連任是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