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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9日

黃伯農

立法會選舉後大學的未來

9月立法會選舉結果顯示,雖然建制派所得議席較上屆遜色,但是有為數起碼6人的「本土、自決」新興民主力量(例如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游蕙禎、梁頌恆和鄭松泰)勝選加入議會。由於他們並不來自傳統泛民政黨背景,立法會的議會文化將被注入新元素。另一邊廂,有報導指有地區參選人獲中聯辦支持,得到配票而成功當選。相比以往於議會表決時沒緊跟北京指示的自由黨,則成為地區直選的輸家。

培植忠心政治領袖入議會

看來,當香港政治地形已演化到另一個新階段時,北京已透過一些手段間接使泛民和建制派內部生變,並直接培植忠於中共的政治領袖進入議會。這些手段主要有以下兩特色:

一、透過高調打壓涉「港獨」意識和力量而間接催化了泛民內部中温和民主派和激進民主派與新興本土自決派發生競爭矛盾,再間接引導部分選民對本土自決派的同情和支持,有效削弱泛民的動員團結性和意識形態一致性。

二、中聯辦所代表的國家官方勢力已然公開地進駐香港議會的政治生態。有別於以往主要依賴香港工商界和左派社團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做法,此手段則顯示著中共國家機器實有漸直接接管香港政府和社會的計劃藍圖和階段性部署。

今年6月至7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民調已指出有17.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港獨,15至24歲的年齡組群中,支持港獨率近四成。 這17.4%又現實地被是次選舉的本土自決派的總得票率所反映到。今次總投票人數為220萬,本土自決派候選人共得差不多40萬票,得票率為18%。可見,早前中大具科學化的代表性隨機抽樣民調結果已被是次立會選舉結果客觀如實地反映出來。

是次獲選的新興本土自決派領袖均曾於本港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 他們得到年輕選民和學生組群的支持。本文有兩個目的:一、根據以往於香港的大學內工作的體會和觀察,勾勒出中共管控本港大學的一些權力技術。二、推敲往後中共會如何進一步强化管控大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筆者認為,過往北京管控香港的大學有以下技術:

一、透過政府屬下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和轄下的研究資助委員會(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對大學經費撥款和研究資助審批頒授去管控大學發展方向政策的制定的實施,和對科研項目審批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管控大學技術未來發展

二、除了利用現存的政府行政官僚系統去管控被資助委員會之外,更會動員中聯辦的其他官方部門和有關組織(包括內地黨政官員、大學和國營企業) 去與大學高層人員定期接觸互動,以各種跨境教研合作模式和項目去常規化關係和相互依存,透過關係的建立和互動去促進中港高等教研的合作和交流整合。

三、由於國家安全機器已然進駐中聯辦及其他官方部門和企業組織之內,大學高層和管理人員也自然要應對來自國家人員的查詢和邀請。這些互動便成為官方渠道以外的非正式接洽,能具溝通、監視和政治施壓多重作用。例如,一位於2014年從某大學高層辦公室離職的職員曾向筆者透露,他的上司有定期被中共人員邀請約見。

四、由於北京已有藍圖和多線部署接管大學和公營機構,隨着與港獨有關的政治意識漸抬頭,於社會運動出現時,這些官僚行政系統和非正式關係便被動用去回應當時局勢的政治需要。例如,2014年「佔中」前夕,我們都收到大學通知,年度研究出版要求的質量突被提高。

有同事隨即嘆息為大學資助委員會「加碼」之舉。換句話說,透過管控大學對職員的工作要求,北京便將政治壓力轉化包裝成表面政治中立的「工作壓力」,間接阻礙教研人員參與社會運動。再者,由於各種個人和政治立場上的摩擦已無可避免地有滲入各種涉及人事、申請審批甚至收生的決策討論過程,隨着極化的政治氛圍的形成,雖然隻手或不可能完全遮天,但卻易引發多腳爭相蓋地的情況。

五、北京一直順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趨勢,以提高本港大學排名和教研質量等容易受到國際和同業認同的旗幟論述去合理化將一系列複雜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從上而不以行政手段去成為部門人事管理的指引,有效約束部門主任去落實各種指標要求,成為日常評核職員表現的依據。其政治目的是以表現指標去理順其行政管控而避免引發政治爭議和阻力。

北京或施新管控技術

筆者推敲,除了以上技術之外,為了回應涉港獨意識於大學內蔓延的趨勢,有香港學者擔心估計,北京可能會考慮發展以下新管控技術:

一、或考慮再加長大學職員合約期,增加常規續約和升遷年份,並加插更多表現指標去增加難度和複雜度。

二、將傳統「終身聘用制」(tenure system) 改革成為「終身持續聘用制」(tenured tenure-track system) 。前者規定教職員須於若干年份內申請終身教席,申請成功後便獲終身教席而不須受續約條款去規管。後者規定縱使教職員能保持享有終身制的福利和基本保障,但他們仍需受一些續約條款的規管去保持持續表現才可避免受到行政制裁,包括免職。

三、強化大學行政系統對教研人員個人於對外參與和社會活動申報要求,並制定不同表現指標去引導職員的社會參與類別。

綜觀,北京或將繼續強化本港大學的競爭力,增加更多表現指標項目去更與世界大學排名和教研成果掛鈎,以行政和非行政手段或規限或引導大學人員涉足社會運動和極端政治的空間。然而,這些新管控技術發展會否適得其反而引發學界和社會反彈,北京則需小心仔細研究,以免間接將更多香港有識之士推向極端。

黃伯農_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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