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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7日

戴耀廷 法治人

聯邦中國與中國人自決

在中國的大學裏面,憲政是「七不講」之一,更是排名第一;幸好在香港的大學還是有自由講任何題目,包括憲政。在港大,我還能教授一科可能在大陸會被禁止的學科:「中國憲法現代化—失敗與希望」,此學科要探討的是,中國在未來是否有可能實現憲政。在第一課,我向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在2032年,中國會是怎樣?中國在那時候會有憲政嗎?」

上星期剛完成最後一課,探討中國百多年的憲法發展,也比較了其他中國人地區如台灣和香港的憲政發展,並剖析了一系列左右當前中國憲法發展的因素,例如經濟、環境、社會和文化危機等;我最後向學生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到了2032年,你們已是30多歲,那時候我應已退休了。但無論你們身在何方,請向我發一個訊息,告訴我你正在做什麼,以及你發現當時的中國能實踐了多少憲政。」

中國憲政的發展實在難料。上星期我提及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在他的新書《中國的未來》,提出中國已走進一個迴旋處。他雖未繼續說中共必會崩潰,但他還是認為若中共選擇走回類近文革時期統治模式的新極權主義,或繼續現在習近平專制政權的硬威權主義,中共的前景是極不樂觀的,因為這些管治模式將難以幫助中共成功轉型,去應對中國所要面對的各方面挑戰。

中共崩潰不會必然發生,看到中國在經濟、社會方面的發展已是相當先進,而政治和法律制度卻還是停留在相當原始的狀況,由內部發展不協調而產生的拉扯力,會把整個管治體制拖倒的機會變得愈來愈大。這就好像我手上的一部第一代平板電腦,它的硬件雖沒有任何損壞,但已完全不能操作了,因操作系統已進化到第九代,所有程式都不能在這部「上古時代」的硬件中用得到。在全球化下,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若不能伴隨着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而演進,結果將是整個管治體制都會變得沒有價值。

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共也知中央政權崩潰的可能性,故參考了地方強會導致中央弱的歷史規律,已預先重設管治體制去弱化地方權力。重設軍區的軍事改革,以及對省領導架構的設計和安排,都是為了防止地方勢力軍政合一的情況發生。但這些安排未必能防止中共的中央政權崩潰,只是若中央政權一旦倒下,全國的管治體制有可能出現碎片化的現象。

即使在中共的中央政權崩潰後會出現短時期的管治體制全面碎片化的現象,但因中國內部各地方仍擁有本身共同的歷史、地方文化和利益,我相信它們應會產生足夠的向心力,讓碎片化的管治體制重新局部凝聚起來,最終形成多個板塊,構建成多個獨立的主權體。

就以中國南部珠三角為例,以廣州話為語言的區域,應有足夠向心力把破碎了的管治體制重新組合起來,成為一個與其他區域有別的主權體;同樣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在中國的其他部分,卻未必是依從現在行政省的劃界來從新組合。

若管治體制在碎片化後真可以再重組起來,那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有相當重大的意義。這或許是中國走向聯邦制的必經之路。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有一些地方政權和知識分子也曾提出「聯省自治」的想法,希望先在省的地方層面實行憲政,再一步步推向全國。

這聯邦中國的意念,最後在國民黨北伐成功後暫退出了中國的憲法舞台。或許當時各地方群體雖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我身份認同,但向心力還未足以令他們自覺是擁有自決權利的群體。到中央層面出現了相對上強大的政治權力,地方就只可以繼續從屬於中央政權,令聯邦的思想難以在中國社會生根。

但若中國能經歷中央政權崩潰、管治體制全面碎片化及最後能醒覺各自是有別於中國內的其他群體,因而孕育出並擁有了人民自決的意識。有了這基礎,若各地方群體在自決本身的政治前途時,能看到以聯邦方式去與其他中國內的地方群體以新的形態結合起來,是更符合大家的長遠利益,那麼中華聯邦是有可能打破中國幾千年歷史的規律而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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