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3日

黃伯農

從中港周邊看一帶一路發展

近年香港的大學生輕生數字有上升趨勢，2月旺角騷亂事件顯示有年輕人認同暴力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其實自殺與騷亂均可理解為一種對身處制度和社會環境抗拒的暴力手段，只是前者是自毀式暴力，後者則為外向式暴力。

根據1月下旬與2月下旬筆者到菲律賓跟左派人士交流所得，本文有兩個目的：一、從菲左派角度理解香港和南海問題的共通性；二、從菲左派角度推敲中國「一帶一路」策略的未來發展和變化。

香港與南海問題的共通性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直引發菲左派人士的內部辯論，其中一個辯論的核心問題是，究竟這種糅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今天的菲左派分成三個意識形態不同的陣營：

一、自由主義派系（liberalism），即倡導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市場經濟結合；

二、民族主義派系（nationalism），即以不同新舊殖民主義為批判鬥爭對象；

三、共產國際派系（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即以建設無國界、無政府共產烏托邦為今世理想和最終目標。

由於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實踐取向有別，而以下角度只屬於共產國際派系——有關菲左派人士認為中共所建設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或偏離或超越馬克思辯證唯物史觀中的經濟發展階段分野。

經過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階段，後鄧小平時期已見證到「中共黨國」（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已壟斷國內所有經濟生產工具，並透過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實踐有效吸納鄧小平改革開放所產生的中產和資產階級入「黨國」之內。這種史無前例的發展，催生了「國家資本」（state capital），相比港英所代表的「帝國資本」（imperial capital），中共的「國家資本」有以下不同性質：

一、「帝國資本」由不同具競爭性的資本家集團持有，自由民主政治會自然成為有利資本家精英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意識形態和協調機制；相反，「國家資本」則由中共一手壟斷。

縱使中共內部有太子黨和團派等不同陣營，但其組織意識形態仍不離「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專政」於辯證唯物史觀中的超然性，所以中共黨員自然相信這些共產民主機制比港英「帝國資本」之下的自由民主機制先進，於是現時香港的社會衝突便可歸因於「國家資本」與「帝國資本」及其精神意識形態的深層次衝突的表象。由於國家資本會繼續進入香港，衝突便自然持續。

二、菲律賓的傳統政治統治精英多是與美國和西方有關的「帝國資本」集團，所以南海爭議實為中共「國家資本」已進入菲律賓而激發的一自然矛盾現象。長遠來說，如果菲律賓統治精英不作出適當調整，她將可能經歷跟香港一樣的衝突，也不排除這些衝突或引發菲共進行更多地方武裝鬥爭的可能。

三、由於現時中共的反貪運動有結合毛式「群眾鬥群眾」的「人民戰爭」（people's war）傾向，香港和菲民間便一直存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社會撕裂和人際衝突，實質上是中共「國家資本」與西方「帝國資本」發生的深層次矛盾。

筆者認為，自菲總統阿基諾三世2010年上任以來，該國外交政策已突破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realism） 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之間的理論不可調和性。一方面，「現實主義」認為世界秩序本質就是無序和恒久混亂的，所以便把一切國家行為和國際衝突歸因於每個國家對自身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無休止追求之上。

另一方面，「建構主義」認為世界秩序的可塑造性源自人類能建構創造身份（identity）、規則（rule）、規範（norm）和法律（laws）等文化產物。充滿張力和衝突的國際關係才可由不同國家共同規範化，並有望建立有秩序、相對和諧和有利相互合作的世界秩序。

由於這兩套學說的世界觀和政策進路南轅北轍，一般是不能調和的，但菲律賓的做法明顯是讓「建構主義」服務「現實主義」；以國際法庭訟裁和把美菲安全協議納入憲法等，嘗試建構南海新秩序並綑綁中國，為自身的國家利益和權力服務，圖在那無序的南海海域中撈取最多合乎其「帝國資本」利益的地緣政治籌碼。

再思「一帶一路」政策

對此，筆者有以下政策建議：

一、在「一帶一路」的發展空間中，要考慮把「一帶」（陸路）與「一路」（海）分開處理。這是由於兩者的地緣風險會因為美國着重「以海權力量包圍陸權力量」的戰略考慮，而使「一路」的戰爭風險增加。

二、相比，雖然歐亞大陸「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受到中東衝突和極端恐怖主義威脅，但若能透過絲路基金、金磚發展銀行和亞投行等，與亞非洲、俄羅斯和歐洲各國等主要經濟體系維持高度能源、經濟和安全合作，便可順勢以經濟發展理順中東衝突，以及所涉的能源安全問題，可望繞過印太海域「二十一世界絲綢之路」（「一路」）上的各地緣戰略要衝，避開美國的圍堵部署和減低軍事衝突的風險。

三、雖然香港有本土意識抬頭的現象，但是本質跟新疆和西藏有根本性的分別。新疆和西藏有其歷史和文化深層「民族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香港的本土主義多為「國家資本」與「帝國資本」所碰撞而產生的「過渡性意識形態」（transitional ideology）。中共不宜反應過大。

可為的是，長遠讓香港和南中國能引入第三種資本，如「球南資本」（Global South capital），以分散現時的二元資本對立矛盾，創造多元意識形態和身份空間，讓香港年輕人有另類資本發展出路，尋找跟「共產民主」和「自由民主」可以共存的務實政治實踐。在不否定「國家民主」和「帝國民主」的前提下，尋找可以共融的另類務實民主出路，共創中國和歐亞大陸的未來。

黃伯農_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下一篇：	速建金融機構處置機制
上一篇：	港青分離之心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