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3日

應對未來騷亂對策

2016年2月9日凌晨，旺角發生騷亂，百多人受傷，90多人為警察，60多人被捕。

南亞騷亂主要成因

本文有兩個目的：一、比較南亞地區騷亂，找出是次旺角騷亂的特點；二、由於有示威者聲稱會再有騷亂，本文將探討有何對策解決問題。

筆者自去年開始與南亞安全學者Wali Aslam合教「亞洲安全挑戰」科目，當中有幾個出色的習作以南亞地區的「騷亂」（civil unrest）作比較支點，拆解東南亞地區的騷亂和前年香港的佔領運動。綜觀南亞地區的騷亂衝突之所以能形成，均需以下幾個條件：

一、由全球化和地區經濟轉型所引申的地方經濟和產業結構性失調、貧富懸殊和民生問題等客觀環境因素，構成政治不穩的內部因素而導致「人心不安」（unrest）和出現「怨憤組群」（aggrieving groups）。

二、「族群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的存在：社會內一直存在以「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為主要精神內涵的「族群情感」，這些根深柢固的文化族群以其獨特語言和歷史記憶構成人的主觀認知情緒結構的自然部分，這種族群情感維繫族群內聚向心力和對外排他性。

三、文化身份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 of identity）︰當族群的獨特文化身份和歷史記憶給族群領袖利用為有系統地由族人分享和活化於日常生活當中，它們便多會轉化成「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一方面可成為發動政治運動的工具，另一方面族群領袖便能搖身一變，成為政治勢力領袖。

四、騷亂形成一般涉及「精英操縱」（elite manipulation）。即是說，族群領袖有計劃、有目的地結合並利用存在的民間怨憤、族群情感和文化身份意識，去建構新政治身份和組織社會運動，並激化動員其他「怨憤組群」去幫助己方以激烈手段（如暴力）奪取更多政治力量和政府權力。

旺角騷亂主要特點

根據以上的鋪陳，是次旺角騷亂的過程和徵象雖已合乎南亞騷亂形成的條件，但仍有以下特點：

一、當晚旺角騷亂的參與者多為有本土意識的年輕人和大學生。這本土意識所引申的文化政治身份尚未為社會完全認同，也尚未沉澱成為深植民心的族群情感；縱使具排他性，動員力仍然有限。

二、騷亂能夠感染和煽動其他受民生問題困擾的「怨憤組群」參與，實在與香港長年因房屋問題所引致的「人心不安」有莫大關係。

例如，聽到槍聲後，毅然走到樓下決定成為擲磚騷亂者的32歲地盤工人阿偉坦然向記者透露以下心聲：「我一直很討厭香港政府。我在香港大學畢業，一直任低薪工作，買不起樓，只能在旺角租住劏房。去年，我轉到地盤工作，雖然辛苦危險，但每個月可以賺到3萬元，這比我以前的薪金多一半，但要買房子，我仍然付不起100萬元首期。我32歲了，人生已經沒有希望。」

阿偉心內充滿怨憤，他當時便向警察投擲磚頭、玻璃樽和雜物。其實，阿偉參與騷亂是否認同本土主義並不重要，他只是藉機宣洩怨憤。

三、騷動的形成跟有本土主義領袖精英有組織、有目的地動員和指揮有關，他們當中雖然有政治目的，但目的欠缺一致性，令他們未能完全指揮和控制「怨憤組群」所宣示的暴力，導致整個運動得不其所，給社會否定。

歸根究柢，這可能近年跟大學生的怨憤情緒在大學內蔓延有關。近年在香港其中一所主要大學任職心理輔導員的陳姑娘於騷亂後有以下觀察：「學生暴力包括出口傷人，出身包圍，最嚴重的就去到出手了。我從來也尊重知識分子，但不知何時，現在有知識、讀書的人多了，反變成最大的霸權。是次騷亂只是冰山一角。我很擔憂，我祈禱尋求祝福、平安和勇氣去面對。他們有的太擔心成績出現各種情緒問題，有的找不到工又壓力爆煲，有的只搞政治抗爭反建制，灰爆或變得radically radical。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對策建議

筆者認為，為要應對未來或再出現的騷亂，政府和社會可先以大學教育入手，考慮成立跨院校比較研究工作小組，進行定期研究和諮詢，觀測大學生人心不安的變化，理清日趨激進的成因，並定期收集學生回饋，以便日後更能快速反應。

當務之急，是要各方面密切留意和防止本土意識組織去為各種「怨憤組群」服務，從而成為他們表達訴求和宣涉不滿的唯一途徑，防止他們進一步結合。更須留意的是，本土意識與受民生困局困擾的社會條件，給人結合利用，作為政治選舉動員之用的效果。

然而，更重要的是，究竟香港社會可如何為年輕人的未來提供另類出路和改善民生條件？如果社會能有共識，未來騷亂事件或可避免。

黃伯農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