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8日

西方空襲助長IS

11月13日的法國巴黎恐怖襲擊造成百多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及後，遜尼派極端武裝組織「伊斯蘭國」承認責任，法國當局隨即進行一系列針對敍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的報復性空襲行動。在今天歐洲右翼民粹政治抬頭的氛圍中，屬於左翼政黨的法國總統奧朗德或已透過是次恐襲悲劇中，激發出民族主義情緒以增加個人的民意支持；另一邊廂，一直同樣受到「伊斯蘭國」威脅的英國在民意支持下，12月初在西敏寺下議院正式通過法案並即時生效，把針對伊拉克「伊斯蘭國」的空襲延伸至敍利亞。

襲擊民眾另有目的

由於盟軍的空襲不會短期結束，筆者認為，長此下去，或會容讓這種受恐怖主義激發的民粹意識持續滋長，有利助長右翼勢力在西方坐大，加劇仇外排外意識，間接授權以暴易暴的報復政治文化，除了增加戰爭風險之外，還會引來更多不同樣式的恐襲。本文嘗試透過巴黎恐襲後筆者在英國巴斯地區的民間體會和觀察，揣摩「伊斯蘭國」的戰略支點。

恐襲翌日早上，筆者與英國巴斯地區一名汽車銷售經理交談，他指是次恐襲的目標為巴黎市民的家庭和社交生活，100多條人命影響起碼100多個家庭的生計生活；當中傷亡的又不乏年輕人，所以受影響的年輕家庭的數目應以倍數計算。這位已為祖父的英國人擔心現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的兒子一家的安全，希望當局能加強相關保安措施。

同一天，筆者回到基督教貴格會聚會，有會友認為恐怖分子針對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化和體育節目，看來別有用心。後來，筆者與研究法國政治多年的英國學者Nicholas Startin交流時，也意識到是次恐襲的針對目標看來也是巴黎市民的家庭和友誼。

由於英法兩國鄰近，兩國人民已形成多年姻親和友誼關係，是次恐襲也許已打斷一些英國家庭於聖誕假期前往法國與家人團聚的計劃。為何「伊斯蘭國」要針對西方家庭的社交生活？究竟「伊斯蘭國」施襲的真正目的何在？基督現實主義反恐決策者必須回答這些問題，才可驅除那種潛伏「伊斯蘭國」背後的邪惡幽暗勢力。

敵視怨憤加深對立

今年8月下旬，印尼三寶壟舉行跨宗教對話國際會議，期間，筆者與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教授有過一段深刻對話。事緣筆者在發表的論文中提及基督現實主義對當今美國外交和軍事政策的深遠影響，這位巴基斯坦教授的論文同樣是討論伊斯蘭信仰和倫理可如何應用到管治上去。

我倆會後交流期間，他眼有淚光地對以美國為首在巴基斯坦和中東地區的空襲感無奈和哀傷。原來在不同空襲地區，他也有家人和朋友居住，親友一直受到空襲波及，也有親人因而遷離原住區地，投靠別人。他坦言自己是國內塔利班（Taliban）的同情者，因為西方一直試圖輸入不同意識形態去削弱和污染伊斯蘭信仰的純正，塔利班雖然不是全然正確，但其正本清源的目標是得到認同的。

他認為奧巴馬執政以來的遙控空襲措施，已漸漸令更多中東人民產生對西方的敵視和怨憤，長此下去，恐怕只會加深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社會的對立和衝突。

基於以上民間「資料」，筆者大膽推論「伊斯蘭國」進行巴黎恐襲的真正意圖。由於法國一直由美國外判到中東和北非進行反恐戰的「歐亞邊陲地帶」的「地緣政治支軸」，「伊斯蘭國」透過對法國的恐怖襲擊，她與海外分支組織便能利用和激發法國這種地緣政治支軸的殺傷力，乘勢扮演維持世界公義的「哈里發」（獲真主嘉納的至善代治者），要為那些遭到西方空襲的廣大受害中東家庭出一口氣，實有投射自己為鋤強扶弱和秉行公義的俠義「羅賓漢」的意圖，從而為自己製造極端穆斯林民粹政治支持的基礎，為其立國鴻圖擴展更大空間。

如是這樣，「伊斯蘭國」的崛起便可能已推動美國針對亞非地區「軍閥政治」（warlord politics）的學術和政策辯論【註】。1990年代以來，我們已知道伊拉克的侯賽因、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利比亞的卡達菲等主要亞非軍閥狂人的奪權策略，多是依賴鼓動和武裝動員國內的「怨憤組群」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目的服務，藉此爭奪國家權力。這本質或許是邪惡的。

加強恐襲爭取支持

不過，「伊斯蘭國」更為邪惡歹毒的是，利用這些存在於廣大民間的憤怒仇恨情緒作為自己的民粹基礎和政治資本，繼而向西方和其他國家發動恐襲，以圖激化西方國家加劇對中東地區的各種攻擊和破壞，最終有利「伊斯蘭國」爭取更多穆斯林怨憤人口的政治支持，為其擴張空間。

所以，法國、英國和盟軍最近強化針對「伊斯蘭國」的空襲，不但不能打擊邪惡的「伊斯蘭國」，還可能增加更多中東人民的怨憤仇恨，間接幫助「伊斯蘭國」的邪惡勢力去激發和獲取更多穆斯林的政治支持。就是這種利用「西方世界vs伊斯蘭世界」的二元對沖手段，有效促成「伊斯蘭國」賴以崛起的「暴力升級漩渦」（spiral of violent escalation）的形成，達到其「跨國激進化」（transnational radicalization）的動員力量。

基督現實主義反恐決策者必須認清這些邪惡力量的真正幽暗所在，才可對症下藥。

註：Wong, Pak Nung（2008）. "Toward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arlord Politics: Constitutive Agency, Patron-Client Networks and Robust Action."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2）: 173-195.

黃伯農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