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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

戴耀廷 法治人

香港民主的未來

我參與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已超過30年。在1983年,也是剛進港大讀法律的那年,就給學兄學姊拉了去幫一名民選區議員候選人助選。在1987年,因緣際會,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所籌辦的學界選舉中,被大專學生選為他們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那段時間,更有幸成為李柱銘先生的兼職助理,協助他處理立法局及《基本法》起草的工作。

港英政府亦在那時推行政制改革,爭議焦點是立法局選舉是否在1988年引入直選議席。當時我站到民主運動的最前線,是民主派提出的「一九零方案」中的一人。因港英政府在北京政府的壓力下,否決了「八八直選」。那一次民主運動的短期目標,可說是失敗了,但立法局直選議席在《基本法》公布後的1991年選舉,還是出現了。

在1991年,我在港大法律學院開始憲法學的教研工作。之後十多年,我再沒有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線,我的角色轉為研究、評論及建議。在2005年及2010年的第一及第二輪政改,我都有積極評論及提意見。這麼多年,我從沒有離開過香港的民主運動。香港雖然在法治及人權保障上有不錯進展,但經過30年爭取,離民主的終極目標還是很遠。更因缺乏民主制度,令香港在實踐憲政,不斷面對障礙及危機。

民主的涵意是遠超過只是建立一個民主選舉制度,雖然民主選舉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單是民主選舉制度仍未能保證公民可平等、直接及深度地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民主也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麼簡單,因那不能保障少數人權益,有可能做成「大多數人暴政」。民主制度更要促使社會能就一些具爭議性及關乎整個社會的議題盡可能達成共識。這已超越單純制度的問題,更涉及人民的質素,關乎公民是否具備聆聽、包容及整合不同意見的民主文化。

在2007年,人大常委會雖否決了在2012年實行普選特首和全體立法會議員,但承諾在2017年可普選特首,並在之後全體立法會議員可由普選產生。

不過,北京政府官員卻在不同場合,給「普選」賦予了中國特色,就是選民雖有投票權,候選人卻要先經篩選,確保他們都是「愛國愛港」。

關乎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的第三輪政改製造了一個憲政時刻,讓港人去決定香港民主及憲政的前途。問題是港人是否願意及有勇氣去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這背景下,我在2013年初在《信報》發表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這文章啟動了香港新一輪的民主運動,而我再次站到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前線,連個人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香港爭取民主,我們不是要推翻什麼、消滅什麼,只是讓所有港人都享有平等政治權利。因此在爭取民主的路上,我們沒有敵人。面對反對的人,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香港能有民主,長遠來說也是對他們有利的。

這輪民主運動,有幾方面重要的工作。一、整合本已陷於分裂的各方民主力量;二、動員支持民主的港人,讓他們反思是否準備為得着香港的民主付上個人代價;三、透過公民抗命的行動去暴露現制度的不公不義,以爭取更多港人願意支持甚至參與民主運動。

在這輪民主運動中,我引入了商討民主,讓各方支持民主的力量及市民,可透過商討的程序去更深明白民主普選的意義及原則,並共同選出大家都支持的普選方案。民主運動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建立港人的民主文化。

雨傘運動的公民抗命及佔領行動雖還未能實現真普選,但香港的民主運動卻不會停下來。雨傘運動已衝擊了香港整個政治生態,但要突破現在的政治僵局,還須在制度上憑創意設計出新的安排,包括了選舉制度及行政與立法關係,以使各方能在實現民主普選之餘,仍能公平地參與整個憲制的運作,以實現憲政。

經歷過30年,民主運動的終點即使還未在望, 但我仍有信心,只要我們不懼怕、不灰心、不放棄,繼續以非暴力的方式及民主精神去爭取,真正及全面的民主必有一天會來到香港。

(筆者按:本文為我將出版的新書《民主的未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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