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日

黃伯農

中國可如何應對「伊斯蘭國」?

今年9月，泰國政府針對8月曼谷爆炸恐怖襲擊的調查顯示，有中國籍土耳其（突厥）裔人涉案落網（維吾爾族﹝維族﹞為中國新疆省主要穆斯林突厥裔少數民族）。由於曼谷街頭閉路電視拍下主要疑犯為一身穿黃衣的歐亞男子，有傳媒和評論把曼谷爆炸襲擊歸因於7月份泰國遣返大約100名維族人士回中國的做法，襲擊是要向泰國政府發出訊息，警告她往後不要再把維族人遣返中國，否則後果自負。

與以往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恐怖襲擊一樣，一直未有人或組織公開承認曼谷爆炸的責任。當泰國當局逮捕黃衣疑犯後不久，「伊斯蘭國」便公開捕獲第一名中國籍人質；無獨有偶，這名中國籍人質也給安排穿上黃衣，折射報復被曼谷當局拘捕的維族黃衣疑犯的意圖。

在這種折射式「恐怖詭稱」（terroristic intrigue）的氛圍之下，本文嘗試勾勒中國可如何在「一帶一路」的發展框架內，尋求應對「伊斯蘭國」和極端主義的對策。

詭稱的起源

菲律賓學者郭若蘭神父（Fr. Ranhilio Aquino）認為邪惡於人類始祖受誘犯罪之前，已在伊甸樂園和人的心內存在。據《聖經．創世記》所載，當魔鬼化身的蛇引誘夏娃吃禁果時，牠一方面看準人有想跟神攀比為同等（即知道善惡）的野心；另一方面，牠詭稱吃了禁果不一定會死。受內裏慾望和外在詭稱同時驅使，夏娃和亞當便一同吃了禁果。郭神父認為，「詭稱」一直在歷史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邪惡隨着人與人、人與魔鬼之間的互相競爭和鈎心鬥角而在伊甸園滋長，所以當神呼喚已吃禁果的亞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詭稱夏娃先給他吃的；然後夏娃詭稱是蛇引誘和誤導她。如此互相推卸責任。

「詭稱」泛指選擇性運用部分真實或混合虛假的聲明去競爭成為最後真相，即與神同等的無上真理和權威。透過相互詭稱，魔鬼與人同時陷入互相競爭成為神的競賽中。詭稱便包含無止境的自我提升，這也是邪惡的化身。詭稱者的目標多是「阻嚇」（deter）競爭對手追求目標，因為他們同時渴求着同一目標。

東南亞維族跨國網絡

維族穆斯林之所以成為曼谷爆炸案的主要疑犯， 或有兩個原因：一、維族穆斯林極端主義自去年3月馬航MH370客機失蹤後，中國和東南亞人員已懷疑與他們有關；二、縱使維族極端主義者的目的是希望把新疆分裂成為「東土耳其斯坦國」，近年已策略性地與「伊斯蘭國」結盟，成為其在東亞地區的哈里發分支。於是，近年活躍於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的維族跨國網絡，便可能與曼谷爆炸有所關連。過去10年，受益於維族移民潮和留學人口增長，海外維族社群已在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南形成，估計已在東南亞構成起碼100萬人口。

這新疆—東南亞維族跨國網絡已為北京打開一個歐亞安全合作的潛在切入點。這可能導致兩個後果：一、中國或有需要把維族穆斯林極端主義放在歐亞地緣政治的背景之上，要正視「伊斯蘭國」哈里發系統已跟維族分裂主義發生關係。這或促成一跨國折射場域，漸誘導東亞地區穆斯林對「伊斯蘭國家」主義的追膜，恐推向無休止鬥爭的萬劫不復之地。

二、中國或須把「伊斯蘭國」定性，才能決定採取怎樣的對策。對中國而言，「伊斯蘭國」只是「過路人」，還是「競爭者」，甚或「敵人」？這定性將會影響北京與正受「伊斯蘭國」威脅困擾的歐亞國家的關係。

除了東南亞、中亞和中東多國外，自然涉及俄羅斯、印度、歐盟和英國等屬「一帶一路」主要合作夥伴。一方面，「一帶一路」會強化與歐亞國家的經貿聯繫；另一方面，中國要準備接納「一帶一路」，將無可避免地會裨益維族跨國網絡，以及有間接支援了穆斯林極端主義活動的副作用痛楚。

這或可於現存以美國為首的離岸遙控式反恐合作框架之外另闢蹊徑，把反恐合作的真正受益者回歸到中東各國人民的本體利益和安全之上，與他們同行見證極端主義的禍害。這是要順着美國包圍歐亞大陸的地緣政冶力量，順勢而為地去強化歐亞各國的各種屬「一帶一路」的互動交流，於共同經歷極端恐怖主義痛楚中，去漸漸形成共識去將極端恐怖主義驅除。這才可治根性地重建長遠性中東地區和平。

從「一帶一路」再探矛盾論

縱使國家主席習近平嘗試採用新管治模式，他自然要參考前人毛澤東思想和理論。自從去年3月馬航MH370客機失蹤以來，中方人員已警覺到「伊斯蘭國」在新疆地區的意識形態滲透活動。雖然無證據顯示馬航失蹤客機與「伊斯蘭國」和疆獨有關，8月曼谷爆炸案或已提出疆獨活動與東南亞維族跨國網絡與「伊斯蘭國」有關。

中方人員稱，「一帶一路」計劃旨在創造一新「發展空間」，堅決不重蹈西方殖民主義中「火（貪婪）與血（暴力）」的覆轍。筆者認為，「火與血」實為殖民主義的極端形態。為防止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這或需要後殖民「黨徒理論」（partisan theory）去實踐「一帶一路」。傳統上，「黨徒」（partisan）多指一些盲目支持所屬政團的狂熱分子和教條主義者，含極端主義成分。後殖民黨徒理論提出於「一帶一路」發展空間中，只要參加者能成為各自「真我的黨徒」（partisanship to the true self），便有利制定更客觀和更有效的共同發展政策。

這是因為當各人能回歸到真我發展方向之時，決策者便能夠拿捏到他們之間的重疊利益區域和接合點，才可建構一跨國發展空間。由於「伊斯蘭國」已於同一發展空間上正建立哈里發系統，北京便須研究對策。

毛澤東認為紅軍游擊隊員臨陣之先，須把場域上各種勢力先行調查定性。他認為，勢力之間必然存在矛盾，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矛盾是運動，也是事物；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隨着變化。雖然矛盾鬥爭為事態發展的必然部分，紅軍並無必要跟所有勢力對抗衝突。

矛盾鬥爭分兩類；非對抗性矛盾與對抗性矛盾。前者指在和平時期兩股勢力的對峙、互動和交流，並沒有出現對抗衝突。例如，雖然中國在中亞地區的經濟力量日漸增長，但由於不會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政治勢力，中俄之間並無出現對抗衝突。縱使是「競爭者」，仍可合作共存。這矛盾關係並不要求投入衝突鬥爭能量。

相反，對抗性矛盾指兩股勢力因為核心利益衝突和目標唯一性而發生對抗性衝突，結果是矛盾一方會被另一方取代或消滅。衝突一方會將另一方定性為「敵人」，予以否定和取締。這矛盾關係要求投入衝突鬥爭能量。然而，兩種矛盾關係卻能同時出現於同一關係中；競爭、合作和衝突能於同一矛盾關係之中因應不同情況而出現。

政策探討與建議

「伊斯蘭國」與中國的矛盾關係已出現根本的對抗衝突嗎？不然。在建構「一帶一路」的共同發展空間的道路上，中國有需要把這問題拋回歐亞各國之中，聆聽各國群體的真我表述，才可拿捏到重疊利益接合點所在。在揣摩這接合點之時，一方面中國要慎防被人詭稱去與矛盾一方發生非必要的對抗衝突；另一方面，中國要有準備去與多國共同承受恐怖主義的痛楚。

從各國根本發展利益入手，謀求接合歐亞人民的不同期盼，有助慢慢縮窄極端主義和「伊斯蘭國」主義的動員空間。如此下去，在「一帶一路」與「哈里發系統」的此消彼長之下，「伊斯蘭國」便漸須轉型，或能回歸到互惠互利的發展空間之中，極端主義便有望消散。

有幾點政策建議：

一、利用亞投行、金磚發展銀行和絲路基金等平台，與受「伊斯蘭國」威脅的中東國家和地區接洽。這除了可以共同發展為前提目的之外，更可探知「伊斯蘭國」在這些國家所造成的挑戰，尋求共同發展利益接合點所在，並謀求對策。

二、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訪英之時，可以「一帶一路」經貿發展為切入點，與英方順帶提出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共同關注，看看英方如何回應。如回應積極，可邀請已為亞投行創會成員的英國，考慮帶動成立北非和中東發展協調委員會，透過引入基建投資到該地區，順勢與英方共同謀劃建設中東和平另類方案。

三、中國須向「伊斯蘭國」發出一致訊息。一方面堅決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另一方面則願意與境外伊斯蘭世界合作，共同創建另類發展空間，減低敵意之餘，嘗試引導「伊斯蘭國」重回互惠共存的發展道路之上。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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